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与各类经济运行方式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在引领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通常是指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虽签订劳动合同但没有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就业类型,我国劳动力市场已存在较大规模的非正规就业。技术变革往往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者就业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将数字经济作为影响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综合多个数字经济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然后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匹配,综合运用Probit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工具变量法、中介效应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研究了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非正规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劳动者技能,从而降低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此外,考虑非正规就业内部异质性后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上层非正规就业,而对下层非正规就业影响不大;对不同劳动力群体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男性劳动力非正规就业的抑制作用要高于女性劳动力;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壮年劳动力进入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但对青年和年长劳动力进入非正规就业的概率影响不大;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城镇具有非农业户籍的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但户籍歧视使得数字经济对城镇外来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选择影响不大;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外来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但对农村本地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选择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认为,中国在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影响,对非正规就业市场给予更大的重视。政府应当给予非正规就业合理的市场地位,合理干预非正规就业,应当注重发挥数字经济正向外部性,推进互联网的全民化、普惠化建设,推进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与监管,应当建立健全职业培训体系,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产业升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