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正逐渐从粗放型向体现结构优化和环境效率的集约型方向转变。作为推动中国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绿色创新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学术界尚未对其达成共识。目前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大多聚焦于区域和行业层面,鲜有文献从微观工业企业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本文从企业行为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而为有关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研究提供基于微观层面的补充证据,同时为如何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政府环境规制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经验参考。本文借助国际专利分类（IPC）识别出与绿色创新特征相契合的绿色专利,由此构建包含企业基本信息、财务信息、绿色专利和污染信息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集。首先针对绿色专利“过度分散”的特点,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来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其次运用二元边际模型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行为;最后结合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企业异质性因素,探究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目前环境规制强度仍位于“U”型曲线的拐点左侧,尚未发挥“创新补偿效应”,但长期来看政府的环境管控措施对绿色创新有激励作用。（2）环境管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目前环境管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3）对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高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就此提出三点政策启示:一是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措施,促使环境规制诱发绿色创新;二是配套绿色创新补偿措施,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创新体系;三是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措施,实现环境规制政策精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