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1392-1902)以儒教立国,奉朱子学为正统。随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在朝鲜半岛的深入传播,儒教伦理在朝鲜朝后期不断渗透到司法实践中,甚至作为司法断狱的根本准则。丁若镛(1762-1836)作为朝鲜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得到朝鲜正祖(1776-1800)的重用,曾担任刑曹参议和谷山府使等司法官吏,他以其司法实践经验和饱读诗书,于58岁时写成《钦钦新书》一书,是专门针对人命之狱的司法断狱之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司法断狱思想。丁若镛认为"断狱之本在于钦恤"。他的钦恤思想的含义具体表现在"眚怙钦恤之义"、"辞听哀敬之义"、司刺宥赦之义"这三个方面,这些思想都直接来自儒家经典。丁若镛对人命的钦恤之心反映到司法断案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恤囚,他认为牧民官首先应该体会和同情狱囚之苦,其次应兢兢业业,勤于案件的审理判决,使不留滞狱囚,而且指出囚人一定要有严格的时限,对于那些违反时限的官员处以重罚。这都是深受传统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丁若镛的钦恤断狱思想与朝鲜王朝历代的钦恤之政不谋而合。丁若镛看重人命,这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好生之德",好生所以宽宥不杀。因此他提出"明慎为断狱之要"的断狱思想,既明且慎进而做到"不留狱",他反对滞囚,提出决狱一定要有时限,而且期间要行"服念"之义,力求生死无冤。.丁若镛认为刑罚不是用来正民的根本手段,他在用刑上主张慎刑,还特别反对滥刑。如果说"钦恤之本"和"明慎之要"的断狱思想只是涉及"方法"层面的话,那么丁若镛"正伦纲而敦风教"的断狱思想才是"根本",慎刑恤狱而重人命最终是为了扶纲植伦、敦风正俗,改革时弊。他认为伦义大于狱情,扶伦重于折狱。对于事关伦常的案件,比一般的案件更为严格,这是受儒教纲常伦理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