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平衡始终是政府、企业和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使得市场很难自如的调整至帕累托最优状态,必然导致社会总利益的损失。因此,环境规制便成了缓和环境与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环境规制也是如此。所以,环境规制问题仍然是一个成本收益问题。于政府而言,如何设计并有效实施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得“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和谐共生?于企业而言,如何在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压力下茁壮成长?于学界而言,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即“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如果能,那么促使“波特假说”成立的黑箱是什么?本文从长期充满争议的“波特假说”出发,以《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简称“双控区”政策)为例;简要回顾了“波特假说”的验证、环境规制指标度量和环境政策评估的相关文献;简要阐明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并圈定本文研究的概念框架;简要梳理了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现状及“双控区”政策的具体情况;对比并整理了传统视角及“波特假说”下有关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基于“波特假说”理论及双重差分法的思路拓展了“波特假说”理论模型;利用中国1994—2002年281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验证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波特假说”是否存在?这取决于环境规制成本与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之间孰高。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是“波特假说”成立的关键性条件。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双控区”政策在有效地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同时促进了技术创新和进步,但是对工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波特假说”只存在“弱版”效应。第三,“双控区”政策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存在异质性。总体而言,“双控区”政策对经济产生的抑制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并且创新补偿效应在北方城市不显著而在南方城市显著;“双控区”政策对经济的抑制效应不仅仅局限于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但创新补偿仍由这些大城市主导。第四,“双控区”政策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对固定资产等资本的约束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由“引”到“择”的转变。因此,在新发展理念下,我们需要坚信:环境规制是必要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一定时期内某些企业、地区和产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从整体来看这些代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淘汰落后产能后,转型升级和技术革新能够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成本。因此,在经济转型时期更应当要坚定环境规制的信念,认清楚环境规制过程中产生的代价与收益,未来设计环境规制政策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环境污染治理成效上,也应该在如何扩大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上下功夫。同时,政府应该分门别类,充分考虑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异同,实施更为精确的环境管理,不搞“一刀切”。政府部门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采取差别化措施,以激发绿色创新、改善企业绩效为依据。具体而言,针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环境税征收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产业准入政策等方面采取不同的标准,实行分区管理、因城施策、行业兼顾的环境政策。并且,在政策标准强度上,不能盲目严格,要审时度势、及时评估、滚动修订,使环境规制持续不断的发挥刺激效果。在各区域、经济圈、城市圈上加强城市间技术联动、人才联动,注重创新高发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培育良好的区域绿色创新氛围,最终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而这都依赖于环境政策的审慎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