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当然也不是仅依赖于劳动力数量和物力投入的增加，而越来越依赖于人的知识、能力等全面素质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提高取决于智力投资的增加，在国家财力不足，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智力投资常取决于家庭。近些年来，虽然农民的收入显著提高，而家庭智力投资量并未随之而大幅增加。智力投资作为生产性投资，是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除了受经济条件的影响外，必然也要受到家庭其它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其中孩子作为家庭智力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主要对象，其数量结构会对家庭智力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自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国家对农村的生育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了调整。如今在农村家庭虽然以独生子女为主，但仍大量存在多子女家庭。不同子女数量结构的家庭在教育投资行为上存在的差异，将来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演进趋势，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9亿人口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的繁荣稳定需要靠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文化素质的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又在教育。　　通过对一个农村405户农民的实证调查，分别从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期望、教育的投入等角度，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系统描述农村家庭对子女基础教育投资的影响和差异。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教育投资动机上，80％的家庭以让子女学到文化知识为今后生活、工作打基础为其投资的主要目的;20％的家庭以让子女脱离农村为其投资的主要目的。说明农村家庭对知识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且利用教育投资实现子女的向上流动。在教育期望上，农村家庭存在一定的教育误区，35.31％的家庭期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受到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同时，5.43％的家庭采取随意的态度，表示子女能上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另有4.2％的家庭对子女的期望是小学教育，33.09％的家庭期望是初中教育，对九年义务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在教育投资上，农村家庭的直接投入不多，且其投资的主动性不强，基本处于被动投资状态，但有一定的人力投入。　　在对农村家庭因子女数量、家庭经济状况、家长文化水平不同而引起的农村家庭教育投资行为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在教育投资目的性上更倾向于以受教育为跳板实现子女向城市流动。独生子女家庭受到的压力最轻，处在投资压力的两个极端的家庭倾向于同一种目的，说明农村家庭把通过教育投资改变子女身份地位当作农村子女的最好出路，也是改变家庭状况的最好办法。农村家庭在教育投入上，因子女数量的多少带来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多子女家庭多在子女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投入比较少;二是独生子女少的家庭在子女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进行经济投入相对多些。说明子女的数量直接影响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方式。家庭收入是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的基础，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对家庭教育投资的量产生影响，只有当家庭经济状况达到相当水平后，家庭教育投资水平才有所提高。家长文化水平与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家长文化越高对子女教育的期望越高、越强烈，在家庭经济较困难的情况下就越坚持供孩子读书，对子女教育投入越多，为孩子提供较好学习环境，对孩子学习进行辅导和监督。　　通过分析，认为农民家庭教育投资问题，其根本的动因在于农民对个人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种追求个人效益的最大化会受到三个方而的影响:一是行动者(即农民)在相应资源中所具有的对资源与信息的掌握情况，即文化水平状况，行动者要有足够的资源信息才能做出目的性选择;二是行动者的实力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三是每个行动者对行动后果的价值所做出的判断，即对教育投资未来收益预期。农民的理性行为分为二个层次，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价值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决定农民对家庭教育投资愿望的首要因素是追求当前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投入最小化。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做出的这种工具选择，是更为现实的理性选择。因此，农民只有在自我家庭生活得到基本满足情况下，才作出加大教育投资是一种价值理性选择，是农民由“工具理性选择”向“价值理性选择”跃迁过程中“理性选择”高级化的具体表现。最后提出对策与思考，国家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农民要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改善家庭内部文化结构。农民要转变生育观念，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改善农民家庭内部子女数量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