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作为一种科技发展的新型产物,为人们的生殖方式提供了新的选择。但是由于其涉及的道德伦理问题,代孕技术自产生之日就引发了学界的各种讨论。学界对代孕主要有以下几种态度:第一种认为代孕违背公序良俗,将妇女子宫工具化,侵害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应当严厉禁止;第二种认为代孕作为一种生殖技术,可以解决不孕不育患者和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在对代孕进行规制的条件下,可以开放部分代孕行为以满足社会需求。我国目前立法对代孕是全面禁止的态度,仅出台了规章,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代孕,其缺点在于缺乏法律层面的明确立法,由于规章的效力层级较低,且限制主体有限,代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裁判尺度不统一,加之随着不孕不育患者和失独家庭的逐年增加催生了地下商业化代孕市场。显然在我国全面禁止的立法态度并没有遏制代孕现象,在现实中尤其是地下代孕黑市仍然屡禁不止,因此本文立足于针对代孕的法律规制变“全面禁止”为“有限合法化”,从法律上探讨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在我国的合理性与合法化就显得尤为必要。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代孕及其分类;通过介绍代孕在我国的立法现状与司法现状,梳理出代孕现象在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其次论证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进行合法化的必要性,并从帕累托均衡准则、正义原则、无伤害不禁止原则、保障代孕母的各项权益、保障委托方妻子的各项合法权益等论证其合理性;再次,借鉴允许非商业化代孕的国外合理制度与立法经验,为我国允许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提供借鉴与启示;最后从限制主体、限制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协议内容及从保护妇女权益和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等方面论述其合法化限度,并探讨了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标准,从而增加非商业化妊娠型代孕有限合法化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