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中国入世后市场的不断开拓,群体性证券纠纷越来越多,传统一对一的诉讼模式在应对为数众多的小额纠纷上已“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证券纠纷本身的复杂程度和专业性,以及所涉人员的多样化,使得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粗疏逐渐显露出来,如何公正、有效地解决群体性证券纠纷,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在深入分析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后,上海金融法院于2019年1月出台了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基于此,本文先以介绍示范判决机制的内容开篇,并详细阐述了其所需要解决的群体性证券纠纷的特征,以及当前采用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所存在的困境,结合群体性证券纠纷需面临的情况以及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提出示范判决机制仍需解决的问题。鉴于域外群体性证券纠纷领域诉讼制度起步远早于我国,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笔者对域外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领域所采取的不同诉讼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其对完善我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可借鉴之处。最终,在结合我国实际和对域外相关制度经验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完善我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一些思路与建议。除引言和结论外,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浅析我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第一节介绍该机制所要解决的群体性证券纠纷的含义与特征,明确其与其他领域群体性纠纷的区别。第二节分析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为当前解决群体性证券纠纷主要方式所存在的困境和原因,表明立法者构建示范判决机制的理由。第三节介绍该新制度的内容和特征,并将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更好的理解其制度运行的模式。第二章主要分析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仍需解决的问题。从两方面入手,分别是证券纠纷领域诉讼前置程序问题和投资者缺乏诉讼动力问题。第一节分析证券纠纷领域诉讼前置程序规定的由来以及产生的问题。第二节分析投资者缺乏诉讼动力的问题,主要从原告诉讼收益不及诉讼成本、示范判决原被告对抗性失衡的问题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证。第三章将以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的相关制度入手,主要以美国集团诉讼制度、德国示范诉讼制度和我国台湾地区团体诉讼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阐述三者各自的核心内容和特点,在既判力和诉讼效率上对三者进行对比分析,寻找三种制度中可以为我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所能借鉴之处。第四章重在提出完善我国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思路。根据第二章所提出的问题,分别从逐步解决证券纠纷领域诉讼前置程序问题和增强投资者诉讼动力两方面入手,结合第三章中分析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且具有借鉴性的域外经验,为完善我国现阶段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使之更好的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相契合以实现立法初衷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