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经历了快速发展,海港城市成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重要平台,为实现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海港城市(规模)增长既受益于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有它们特殊的成长因素。同时,这些独特因素在海港城市不同成长阶段发挥的关键作用又是不同的。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美贸易战走向不确定和国家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背景下,本文在分析30余年我国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试图探究不同发展阶段影响我国海港城市成长的主要因素以及同一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级海港城市成长的关键因素。围绕我国海港城市成长因素的研究具有两点意义:一方面,能为即将到来的我国海港城市转型即港城未来的产业选择和战略定位提供科学判断,为港口经营者、港城政府管理者的理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为港城关系、港口及港城生命周期、城市经济基础等理论及模型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明,进一步深化了已有研究对港口城市的传统认识。本文选取我国30个主要沿海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城市扩展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及分形理论来揭示1984-2017年间这些海港城市(人口+用地)规模演化特征,而后将上述长时间序列分为3个时间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分析不同时期上述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同一阶段不同级别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的影响因素,以验证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不同成长阶段影响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的主要因素不同;(2)同一成长阶段不同级别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的影响因素不同。本文研究发现:在港城规模演化特征上,1984-2017年间我国30个海港城市规模总量不断扩大且年均增速略微变快、海港城市规模结构由中小城市向大中城市跃升以及海港城市规模分布状态从趋向均衡转变为趋向不均衡;海港城市规模主要影响因素呈现显著的阶段特征,1984-1997年间30个海港城市规模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港口和工业活动、1998-2007年间为集疏运条件的改善和“二产”、2008-2017年间为“三产”和港城经济实力;此外,研究发现在后一阶段中集疏运条件和“三产”活动是影响我国Ⅰ类与Ⅱ类港城(人口>340万人;用地>340km~2)规模演化的主要因素,港口活动、“二产”活动和集疏运条件是影响我国Ⅲ类与Ⅳ类港城(人口60-330万人;用地40-340km~2)规模演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