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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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下文简称ISDS机制)为保障投资者正常的投资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增加,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有国家开始寻求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被讨论最多的便是上诉机制的设立。然而针对上诉机制构建的讨论多数集中于前期制度的设计,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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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下文简称ISDS机制)为保障投资者正常的投资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的增加,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有国家开始寻求其他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被讨论最多的便是上诉机制的设立。然而针对上诉机制构建的讨论多数集中于前期制度的设计,很少有学者深入研究上诉机制设立后裁决的执行路径问题。目前主流观点提出的执行方案有两种,一种是依据《ICSID公约》执行,另一种是依据《纽约公约》执行。然而上诉机制的裁决想要依据这两个公约执行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例如公约是否允许设立上诉机制,裁决的定性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上诉机制裁决的执行效果。如果裁决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实施,那么上诉机制的成立将毫无意义,无法保障当事方的利益,成为一个空壳子。因此,建设一个行之有效的执行制度十分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ISDS机制产生危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并对现有上诉机制的建设方案进行分类和评价,梳理了关于上诉机制执行路径的现有建议,对其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总结,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在国内外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上诉机制裁决目前有可能面临的困境以及对应的解决措施,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和建议,思考依据现有公约执行的可能性。此外本文还分析了第三种执行方式,即通过参考《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的模式,重新为上诉机制设立与之配套的执行机构。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修改《ICSID公约》或《纽约公约》是破解上诉机制裁决执行困境的唯一出路。鉴于修改公约的复杂性,可以参考《毛里求斯透明度公约》的方式,避开冗杂的修改程序。这种模式也可以为之后设立多边上诉机制提供新的思路。中国作为国际投资领域中十分重要的一员,面对上诉机制的设立也需要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在必要时针对上诉机制的裁决执行问题作出相应的改变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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