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从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开始建立近代外交关系。1877年何如璋作为首届驻日公使率领使团到日本赴任。公使馆官员大部分都是科举考试合格者，可以说是当时一流的文人。其中还有像副使张斯桂那样赴日之前就已被日本汉学家所熟知。馆员们到达日本之后受到了日本汉学家的欢迎，并与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但当时的公使馆翻译人员不足，除了正式的外交活动之外，馆员与日本人进行交流基本无翻译在场。虽然语言不通，但当时的日本汉学家们有很高的汉学素养，能够以笔谈的方式与馆员们进行交流。除了上述的何如璋及张斯桂之外，公使馆参赞官黄遵宪以及随员沈文荧等也与日本人进行了大量的笔谈。笔谈涉及到政治、外交、教育、中日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参加笔谈的日本人大河内辉声和宫岛诚一郎等人注重对笔谈原稿的保存，所以大量笔谈原稿得以保存至今。这些笔谈资料对于中日交流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资料更贴近笔谈者的真实想法。然而对于这些的资料的研究还显得不够充分。为数不多的笔谈资料研究也是对资料的介绍居多。对于笔谈资料中所涉及到的女性内容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本论文主要是以笔谈中所谈到的女性有关的内容为考察对象，以黄遵宪和沈文荧为中心，在比较与他们交往的日本人的想法的同时，考察了他们的女性认识。根据笔者的考察，当时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女性认识，更为准确地说是对妾的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沈文荧和日本人的笔谈中可以看出，相比日本人，中国人更加看重妾这一存在。二是在置妾这一问题上，日本人已经开始批判小妾制度而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制度的不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