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于1934年,是中国文论学科建立初期的奠基之作,几十年来学界对其价值的探索与挖掘未曾中断,而探究这部史书中蕴含的子学精神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无论从个人爱好、教育经历或是研究经验来说,罗根泽与诸子学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经过多年的埋首钻研与耳濡目染,对罗根泽而言,诸子学不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内化成为一种习惯、精神和方法,并被应用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之中。通过梳理罗根泽的教育背景和研究经历,可以揭示罗根泽与诸子学的深厚渊源。在此基础上,不难发现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对子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与移用。受子学研究启发,罗根泽在阐释文学批评时,第一注重提炼批评家的根本观念,并以此作为其核心思想解读其文论观点;第二经常使用考辨法去解决一些真伪、源流的问题;第三在阐释诸子文论时基本从他们的哲学思想探源。这三种方法分别对应着文论的提要、辨析和探源三个阶段,在罗根泽阐释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博明万事”的子学精神具体表现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体例的创新、研究视域的拓展和材料选叙三个方面。“综合体”在形式上融合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史书体例,在灵感构思上兼采郭绍虞和方孝岳等几部同类著作之所长,均是运用“博”的手段以求“明”的效果;在研究视域上,罗根泽不局限于文学批评本身,将古诗编辑、赋诗活动和佛经翻译等话题均纳入考察范围,在甄选史料时,罗根泽目光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挖掘出了法家墨家文论,《诗经》中的文论,使《批评史》在史料的丰富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立言批判”的子学精神主要表现在具体观点、语言措辞和开篇的绪言这三处。罗根泽的批判既有针对文论观点、文学现象的,也有针对近代相关研究的,批判性的观点与大胆讽刺的语言相辅相成,构成了罗根泽《批评史》的一种独特气质和风格。至于“立言”,则在《批评史》的长篇绪言和一些新说观点中有所表现。撰写长篇绪言表现了罗根泽欲立一家之言意志,因此才会把概念界定、具体的研究方式和治史原则等话题进行全面明晰的介绍。这是就绪言的形式而言,就具体内容来说,罗根泽最重要的两个观点一是对“文学批评”一名的异议,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传统学术遇上西方研究范式的“不适”,较早地注意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二是罗根泽关于地理决定文学批评的论说,虽然具有局限性,但仍然对解释中西文论差异有一定的启发,罗根泽对中西文学批评的“见”与“不见”,既有个人的原因导致,亦有时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