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也日益激烈。体现在劳资管理领域，近年来劳资冲突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劳资冲突案件中，人们采取了法律和制度所不允许的途径和方式，比如非法罢工、暴力对抗、阻碍交通、挟持人质、打砸烧杀等方式。这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挑战，应当通过有效的公共冲突管理和制度建设，来有效地疏导冲突的能量，使之回到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有效地表达不满，理性的协商谈判。总体而言，目前的劳资冲突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劳动者表达的主要是利益的诉求，表现为提高工资、改善条件、提高福利等要求；二是，政府往往成为劳动者同时抗议的对象，尤其是对其偏袒企业、贪污腐败行为，劳动者往往深恶痛绝，但劳工诉求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政府，所以，呈现出对政府的“高度依赖、低度信任”的矛盾状态；三是，在不少劳资冲突案件中，暴力色彩较重，对抗性尖锐。这种状态导致了生命财产的损失、社会秩序的脆弱，也导致了法律尊严的损害。劳动者采取体制外冲突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由于工资低、福利差，积累了很深的怨气，相对剥夺感严重；其次，缺乏有效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制度安排，一些制度设计成为摆设，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有一些制度在执行中异化严重，与立法初衷相距甚远；最后，政府冲突管理不到位，尤其表现为两极状态，即在日常状态中，过于偏袒资方，但在危机状态下，却又为了稳定，而忽视法律的规定，这导致了民众更多的采取群体性冲突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劳动者采取冲突的手段按照其对抗性强弱，可以分为和平抗议、有限阻碍和暴力对抗，在事件发展过程中，人们的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和主体间因素共同导致了冲突的升级，在劳资冲突升级中，尤其是规模扩大机制、情绪感染机制、暴力生成机制对冲突的升级作用显著。而对冲突的处置可以看出，政府具体参与过多、法制不足，但有时这些冲突为结构化的一些改革提供了机会。从美国、德国、瑞典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资冲突管理经验来，要实现劳资和谐，需要政府的准确定位，需要完备的法制，以及充分发挥工会及相关协调机制的作用。对中国政府而言，必须着眼于深层稳定，更多的采取协商和疏导的手段，将相关抗议纳入到制度化的轨道。政府应当准确定位自己的职能，作工人基本权利的维护者、中立的协调者和相关制度环境的营造者。同时，要改革和完善工会，使之能够发挥代表工人利益的作用，还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宣扬和养成遵从法制的习惯，培养有利于冲突化解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