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电话购物以及邮购等交易方式（或称“非传统交易方式”）具有远距离、非接触等特点,买卖双方纠纷频发,争议解决难度较大,且交易风险的持续走高导致交易规模缩减,交易价值流失严重;因此,在“产品三包”、“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基础上,引入消费者“无理由退货”制度（或称“反悔权”制度）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根据消费者意思自治理论、信息不对称规制理论以及社会权理论,以立法形式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又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但是,上述制度在我国尚不成熟,经营者、消费者对该制度可能存在不同的认知和行为表现。譬如,经营者利用“约定适用除外”规则缩小适用商品范围,提高“商品完好”标准否认适用条件,或借手续费等名目向消费者收受费用,甚至利用大数据罗列退货黑名单以排除该部分交易;消费者利用权利存续期间无偿占有、使用商品,或以廉价高仿品置换正品退货。上述经营者对策行为与消费者滥权行为虽具有表面“合法性”,实际上却严重违悖公平正义。当反悔权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因立法对其适用范围、行使条件、行使程序、证明责任、行使后果等规定过于原则,法官缺乏明确的裁判标准,难以形成清晰的裁判思路。鉴于此,笔者主要从司法适用角度入手,对反悔权适用困境之成因及其完善进路进行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消费者反悔权基本理论。一方面,非传统交易方式具有即时、远距离、非接触等特点,买卖双方难以形成互信关系,因此交易矛盾频发,争议解决难度较大;且交易风险的持续走高抑制买卖双方的交易意愿,交易市场缩减、交易价值流失严重;引入反悔权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契约论与社会权理论为国家以立法形式确立反悔权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在现行法框架之下,我国反悔权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及适用后果等方面的体系架构已具雏形。第二部分,我国消费者反悔权的适用困境及其成因。一方面,现行立法在反悔权适用消费方式、适用消费对象、权利存续期间起算点等方面存在规定不足或表达局限,且在反悔权行使程序、双方证明责任划分及法律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缺位,法官缺乏较为明确的裁判标准。另一方面,经营者刻意制造适用除外条件、滥用商品完好标准、转移制度成本、针对性筛选消费者,消费者则恶意占用、恶意调包,法官在审理相关纠纷时,对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时有发生。上述困境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立法技术局限,上述局限不仅进一步诱发市场主体寻租行为,还阻碍纠纷的顺利解决;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司法适用对规范方式的理解偏差,以及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配比失衡。第三部分,域外消费者反悔权制度考察。英国冷静期制度发展较为成熟,适用范围较为广泛,含括上门交易方式及服务类消费品,且信息披露义务与权利行使程序规定严格,适用后果具体明确;美国部分州立法允许交易双方约定排除冷静期;同时,德国撤回权规定极为细致、全面,明确体现交易合意应向消费者利益倾斜之立场。上述经验可较好应对我国反悔权制度的立场保守、范围局限、条件模糊、程序缺失等问题。第四部分,我国消费者反悔权适用困境的破解对策。其一,经济法立法模式下,较之于强制性规范理解,任意性规范理解有其优势,此即保留反悔权的制度调适空间以增强其灵活性;其二,反悔权法律条文之解读应充分考虑社会法治资源需求,以促进反悔权在一般情形中的普遍落实,譬如适用范围的适当扩充理解、完好标准的价值补偿解读、适用程序的具化理解,以及适用后果的双向平衡等;其三,应通过“成本-效益”工具对反悔权的具体运行规则作出安排,以引导交易双方在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的规律之下遵守市场规则,并通过负激励措施阻却经营者的对策行为以及消费者的滥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