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如何管理城市;如何保持城市的有序美观;如何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逐渐成为城市管理者亟需解决的问题。城管执法制度是对我国传统的多头执法体制的一次变革,开创了以综合为基本特征的新型执法体制。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该制度具有管理面广、执法权多、关涉人杂、敏感度高、矛盾突出等特点。这些棘手的问题使得城管执法处在城市管理秩序中公权的行使与“弱势群体”生存之间的巨大矛盾之中,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于是,城管执法不仅成了民众的热议话题,也成了媒体的关注焦点所在。2008年,宿安城管执法局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背景下,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洗车店整治运动。无论是在城市核心区的车站路上,还是在城市扩展区的秦唐路上;无论是在合法的情形下,还是在无法达到洗车店设置标准的状况中,洗车店老板和城管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合作”的态度。城管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和“埃里克森假说”可以解释合法状况下的合作逻辑;“以罚代管”中的信息不对称和“自己活让别人也活”的理念则可以透析违法状况下的合作逻辑。在这两组合作行动之中,城管立法的缺陷是促成合作的前提条件、关系紧密社会中的人情是促使合作必然发生的基本因素,合作实质上是理性人在重复博弈下的必然选择。然而,在此合作过程中,国家的城市管理秩序被逐步消解,有序的城市管理需要从完善城管执法依据、为城管执法“减负”、平衡法律与情理等方面进行一个合理的构建。目前学界对城管执法问题的研究偏向于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或实务层面的具体操作,缺少一种对于具体执法行为的“深描”,从而也很难发现城管执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所在。若采用一种“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的叙事方法,通过对两组机动车辆清洗管理执法过程的深描,可以梳理出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队员与洗车店老板之间的合作逻辑。这种法社会学与法人类学上的深描和法经济学上的博弈分析不仅能为城管执法工作的改进从深层次上提供知识上的增量,也能为城管执法制度下一步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如果说研究需要“看远不顾近”的话,那么结论也可为城市管理过程中国家秩序与民众利益的平衡提供一个更为细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