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烽火,掀起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时代浪潮。当国内同胞进行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时,广大华侨虽远居重洋,但却时刻心系国家安危,以人力、物力、财力等形式踊跃援助祖国的抗战事业。所以,华侨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极。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相继沦陷,华侨纷纷携资回国,金融业成为其重点投资对象之一,集中表现为大后方侨资银行的涌现,中国工矿银行赫然在列。近年来,关于海外华侨的研究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纵深发展趋势。但这些成果多是从宏观叙事的角度论述华侨支援抗战,有关战时华侨对大后方金融业投资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本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及民国期刊报纸为核心资料,通过梳理分析中国工矿银行的基本史实,力图做到小中见大,继而探索同时期兴起的侨资银行的共同特征。1942年9月16日,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该行系由爱国华侨谭赞、胡兆祥,国内热心工矿业人士陈燄光、何策襄,以及金融界领袖陈敦甫、翟温桥等40余人为发挥民间力量,吸收华侨资金投资国内生产事业,以协助国家经济建设而兴办。自成立以来,该行因经营旨趣纯正实力渐增,配合国民政府敷设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号召,以重庆为中心,陆续在西安、宝鸡、南充、自贡、昆明等地建立了分支行处。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中国工矿银行颇受影响。1944年,西南五行处因受豫湘桂战事的牵连而收歇。幸而,该行能够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凝聚银行人员的内部向心力,最终得以克渡难关。抗战胜利后,中国工矿银行重定方略,并将总处由重庆迁往上海。为扩大服务范围,先后在上海、青岛、汉口、厦门等地设立机构,业务呈积极发展态势。但在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国内金融一度穷途末路,中国工矿银行无法力挽狂澜,待到上海解放后因未能完成增资,最终于1949年9月21日清理停业。作为侨资银行之一,纵观中国工矿银行的变迁历程,可谓是华侨与祖国交流,金融与时代互动的一个缩影,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其经营业务的变化上。全面抗战时期,该行将营业方针定为扶植工矿事业发展,除经营商业银行一般业务外,格外重视对中小民营工矿企业的投资和放款,偏重与国防民生相关的钢铁机器及日用必需品工业。虽说,在战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一家普通商业银行对工矿事业的资金扶持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在彼时彼刻,中国工矿银行明知挹注工矿难以获利,仍为此付出不少努力,确实些许弥补了国家行局和大后方其他商业银行的偏颇之处,足以体现华侨支持生产建设的决心。这是除侨汇、捐款以外,华侨经济援助祖国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其成立的最大意义。然而,抗战结束后,由于国内金融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内战动荡,中国工矿银行在业务方面不乏设立暗帐、专营投机囤积之事,远远背离其成立初衷。可这决非一人一家之现象,而是当时各行庄为求生存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这证明,只有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经济和金融才能得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