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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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婚姻作为犹太民族的独特婚姻制度,自《圣经》时期开始,犹太人的婚姻就带有了宗教色彩。在《塔木德》中,继续对犹太婚姻进行解释和扩展,使犹太宗教婚姻正式形成。到了大流散时期,不同地区的拉比继续对犹太宗教婚姻进行修订,使宗教婚姻额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在方方面面指导着犹太人婚姻生活。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当局没有建立民事婚姻制度,而是延续了伊休夫时期的宗教管理婚姻的模式,通过1953年的《拉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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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婚姻作为犹太民族的独特婚姻制度,自《圣经》时期开始,犹太人的婚姻就带有了宗教色彩。在《塔木德》中,继续对犹太婚姻进行解释和扩展,使犹太宗教婚姻正式形成。到了大流散时期,不同地区的拉比继续对犹太宗教婚姻进行修订,使宗教婚姻额能够历经数千年的演变,在方方面面指导着犹太人婚姻生活。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当局没有建立民事婚姻制度,而是延续了伊休夫时期的宗教管理婚姻的模式,通过1953年的《拉比法庭管辖法》和1970年的《回归法》2号修正案,拉比法庭不仅掌握了以色列犹太人的结婚和离婚的管辖权,更是获得了“谁是犹太人”的定义权。从此以色列正式确立了以色列犹太宗教婚姻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正统派管理下的犹太宗教婚姻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使犹太宗教婚姻制度开始面临挑战。首先,由于以色列整体现代化的趋势,在婚姻问题上,国内教俗矛盾开始激化;其次,由于犹太移民的大量涌入,以色列出现大量无法实现宗教婚姻的“犹太人”;最后,之前因为丈夫生死未卜的情况而无法离婚的阿古纳群体,现在更多面临的是拒绝离婚的丈夫,阿古那问题出现了新变化。越来越多的犹太群体通过集体抗议或演说等多种方式,抵制宗教婚姻,表达自己的婚姻需求,但这些努力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以色列的犹太宗教婚姻制度仍然受正统派的垄断。以色列的宗教婚姻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正统派对犹太婚姻律法的解释权问题,也会影响到以色列国家总体人口结构问题。“民族同化”问题一直是围绕犹太民族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在当今以色列,犹太人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土,仍然担忧犹太民族会被逐渐同化,因此以色列政府对犹太宗教婚姻的坚持,能尽量避免以色列出现民族同化问题。而且自1977年以来,以色列宗教政党的政治地位的日益加强,政治上对于宗教势力的倾斜在所难免,宗教势力的加强,让正统派在坚持宗教婚姻问题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世俗化的趋势已经渗透到以色列社会各界,不论是宗教婚姻的流程还是仪式、内容上,都出现了世俗的因素。总的来说,一方面宗教势力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持续渗透,两种力量在无形中相互较量,使以色列犹太宗教婚姻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境。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对以色列犹太宗教婚姻的困境局面,以色列社会各方面开始积极做出应对和调整。正统派中的年轻拉比为了树立良好的形象,开始改善其宗教婚姻服务,并成立了“佐哈尔”组织为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提供婚姻服务。以色列最高法院虽然无法直接挑战正统派的权威,但它通过一系列的案件裁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协调,给世俗犹太人的婚姻创造了机会。实际上,通过采用海外婚姻等新的婚姻方式,以色列世俗犹太人已经成功地找出了多种方法,来绕过拉比法庭的管辖,实现缔结婚姻的愿望。总的来说,在当今以色列,对世俗犹太人来说,通过立法正式改变犹太宗教婚姻现状的方式并不现实。但以色列社会对宗教婚姻困境的积极应对和调整,为世俗犹太人提供了其他可能的婚姻选择。这些非制度化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世俗犹太人和正统派的直接对抗,规避了宗教权威,缓解了犹太宗教婚姻制度带来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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