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问题历来是财政学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地方隐性债务由于其潜在风险也受到广泛关注。在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成因中,政府竞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分权型的财政体制下,我国形成“委托-代理”式的央地财政关系,中央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速作为最主要的考核目标,形成地方间横向的竞争格局。在政治目标的驱动下,地方政府加大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由于财力有限,且《预算法》对于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作出明确限制,因此地方开始以其他形式筹措投资资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地方债务融资的一大举借主体,也由此形成隐性债务风险。而出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经济的重要带动作用,大量债务资金投向基建领域。故而,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是政府竞争诱发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重要中介。尽管“43号文”剥离了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融资的职能,但由于二者间长期以来以资金融通、城市建设为纽带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再加上地方财力紧张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地方债券的发行也受到在流程、项目、审批方面受到严格限制,地方政府面临的隐性债务风险仍不容小觑。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基础设施投资在政府竞争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间的中介影响。同时将基础设施投资细分为能源工业类、交通运输类以及水利环境类,探究三类细分投资在该中介机制中是否起到异质性作用。本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机理——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研究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政府竞争、基础设施投资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三者相关文献及资料进行系统查阅,梳理政府竞争、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起源、发展及现状,并归纳当前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其次,进一步分析总体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三类细分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其在政府竞争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间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相关作用机理。再次,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逻辑推论、数理推导、实证分析等方法,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上述核心问题,并得出相关结论。最后,针对研究结论就降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等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得出如下五个研究结论:第一,政府竞争会加大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第二,基础设施投资在政府竞争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间起着正向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占政府竞争对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总效应的比例约为13.96%。第三,在三个细分基础设施投资类别中,能源工业类投资起着主导的中介作用,在基础设施投资的总体中介影响中约占86.53%。基础设施投资的中介作用主要通过能源工业类投资的路径实现。第四,尽管交通运输类投资对整体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但并未表现出中介效应。更换多种检验方式,结论仍然不变。第五,由于水利环境类投资对地方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不明显,政府竞争会使得此类投资减少,故而水利环境类投资也并不表现中介效应。最后,本文从三个大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降低地方隐性债务风险、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本文提出改进政府竞争的考核模式、加入多元的考核指标、加强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资金的监管、加强对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结构的引导等具体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