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当代著名跨文化交际权威William Gudykunst的理论,文化变量对跨文化人际交往有直接的影响。本文从人际交往的社会交换角度出发,运用文化变量对不同文化中社会网络因素对人际交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社会网络理论产生在美国,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关系”现象。然而,学术界对两种现象的比较研究还很少,本文旨在以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对这两种现象进行分析比较。本文尝试运用跨文化的理论分析比较个别文化的具体现象,即人际交往中的社会网络因素。作者运用了跨文化研究领域常用的主位和客位两种研究方法,对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中人们的社会网络现象进行比较,同时也对华人社会中特别的社会现象----“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文借鉴了Hofstede的四维价值观衡量尺度、Bond的儒家工作动力和Edward Hall的高情景-低情景纬度,从六个方面考察了全球范围内文化变量对人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方面(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研究发现集体主义倾向强烈的社会,人们的社会网络较为稳固和持久,而个人主义倾向强的社会里,社会网络较为广阔但不稳固。人们对权势距离的态度(Power distance)也影响社会网络的性质。在高权势距离的国家,例如日本,有一套复杂的规范约俗关系远近的人们之间的言行举止;而在低权势距离的国家里,例如美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地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水平的,相对而言,对人际交往的仪式和礼仪也不是非常重视。研究证明Hofstede提出的另外两个纬度,即男性-女性(Masculinity-Femininity)、对不确定因素的回避程度(uncertainty avoidance),都对人际关系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产生影响。但作者认为对不同背景下人际关系的对比研究,仅从Hofstede的四个纬度出发,还不能涵盖所有的影响因素,因此又介绍了Edward Hall的高情景-低情景(High Context-Low Context)理论以及Bond的儒家工作动力(Confucian Work Dynamism)。这些理论和研究角度对今后进行跨文化人际关系分析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全球背景下比较了不同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后,作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关系”渊源以及其对中国人行为模式的影响。黄光国认为“关系”的实质是人们利用彼此间的联系,来获取某种资源,可以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三个层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心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关系产生与中国社会的原因,同时对“关系”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