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储蓄的超常增长近年来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居民储蓄动机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普遍的看法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中国居民储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本文在缓冲储备模型（Buffer-Stock Model）的基础上，运用我国1995年和2002年的12个省69个大中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全样本的结果发现69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储蓄行为中的预防性动机统计上并不显著，高低收入分样本的结果则显示预防性动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弱。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调查数据集(CUHIP)，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家庭成员就业、收入和资产持有信息。本文的研究填补了学界运用微观数据进行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的空白，并且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在我国已有的预防性储蓄实证研究中，以总量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居多，运用微观数据的尚不多见。Jalan＆Ravallion(1999，2001)和孟昕(2002)都是针对中国具体情况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实证分析，不过前者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居民，后者的研究数据为1999年并且侧重点为居民的消费行为。孟昕的研究运用了1995年和2002年的中国城市家庭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中国城市的失业风险与消费存在反向关系，即城市家庭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并且能够在困难时期进行平滑消费的结论。本文参照孟昕，选择城市居民而非农村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项改革的深化将城市居民（尤其在大中城市）推到了改革前端，使他们的就业与生活经历着更为剧烈的变动，未来收入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尽管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但可能因为收入偏低无法实现从而导致实证检验失效。　　 由于预防性储蓄的概念缘于宏观经济学，其中的不确定性和永久收入变量均不能从现实数据中直接获得，需要通过间接构造得到，这也是实证研究的难点之一。本文采用预期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变量来衡量城市居民面临的未来不确定性，并研究其对家庭流动性资产持有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过程分为两步。首先通过Probit模型并以是否失业作为因变量获得家庭预期失业风险，在这过程中，我们引入区域变量、党派属性和就业单位性质变量做为工具变量，因为它们只通过失业风险与资产持有量有关。同时，为了验证模型的可靠性，我们采用OLS回归去趋势的方法构造了另外四个衡量收入不确定性的变量。其次，对于永久收入变量的衡量，我们按照弗里德曼对永久收入的定义进行了构造，并引入了教育水平以及其与年龄平方作为工具变量。最后，在获得所有变量以后，我们进行第二步的回归，采用家庭资产持有量作为因变量，观察失业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与因变量的关系。这里我们以流动性为标准划分了三个层次的资产持有量，分别为强流动性净资产、一般流动性净资产和总资产净值。最终的结果显示，不管采用失业风险还是收入不确定性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法，其在统计上均不十分显著，说明不确定性与资产持有量的关系在检测样本中十分微弱。　　 由于计量估计的不确定性与资产持有量的关系不显著，我们尝试着寻找原因。大量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与资产持有量的关系与永久收入的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即预防性储蓄动机在高收入家庭中不明显，而在低收入家庭更为显著。因此我们在模型中添加了不确定性与永久收入的乘积交叉项来观察收入大小对失业风险与资产持有量关系的影响。估计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推断。　　 实证研究所受的限制颇多，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尚待改进，本文亦不例外。首先，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基于其对未来不确定的预期而对一生的消费所作安排的结果，我们的模型中采用的仅仅是2002年一年的数据，不足以体现这种长远的预期安排。这需要中国微观数据集的继续完善。其次，在采用失业风险作为不确定性衡量方法时，存在由于家庭本身存在风险厌恶倾向导致的自选择偏差问题。Nicolas(2004)证明了这样的偏差会导致对预防性储蓄的低估，因此我们在全样本检验中所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统计上不显著的结论可能有待进一步论证。　　 尽管我们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着尚待解决的计量问题，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首先，在应对失业风险或其他因素导致的收入波动时，中国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应建立起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帮助其度过困难时期。其次，对于高收入家庭，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虽然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愿望不如低收入家庭强，但是却仍旧持有大量的流动性资产。对于这一点，政府可以从拓展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和投资渠道两方面来处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使高收入群体成为消费需求主体，从而有效转化高收入群体的长期储蓄为有效购买力。从投资渠道来讲，政府应继续大力发展各类金融理财市场，营造一个好的创业营商环境，拓宽高收入群体的合理投资渠道，从而可以有助于消化高收入群体的储蓄。最后，从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来看，政府应当进一步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不均方面的作用，采取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的征收效率等政策，从而将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群体的部分收入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同的高储蓄问题，能够释放大量中低收入阶层潜在的消费需求，而且更为重要的足，这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