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诗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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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朴学兴盛,儒宗硕师,代不乏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清王朝趋于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为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朴学风气已经形成,学者们纷纷致力于训诂、名物等的研究,治学日渐转精。这些学者幸运地生活于乾嘉盛世,受当时学风影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朴学的方法来指导自己进行学术研究,一反明末空疏之风气。当时较知名的学者有戴震、段玉裁、惠栋、王念孙、庄存与等人,在他们的治学实践中,讲究根底是共同特点,他们大多家学渊源深厚、朴学功底扎实,言必有据、讲究实证,学问做得很扎实,足令后世学者效法和敬仰,他们的治学精神,泽被后世可谓深远矣。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使乾嘉时期的学者们埋头于书本,脱离政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远身避害,他们是在做纯学问。自江苏吴县人惠栋公开树起吴派大旗,籍属江苏吴县及其周围地区的一批学者如三惠、钱大听、江声、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等纷纷响应。他们中的多人都有治《诗》著作,如惠周惕著《毛诗说》,崇毛抑宋,言必有据。惠栋著《毛诗古义》,重点钩沉《毛诗》古义,做得都很好。他们依《诗序》,崇毛、郑而又广征博引,注重以礼解《诗》,为后来的学者作出了表率。惠栋《毛诗古义》一书原为经学教科书,此书依《诗序》尊毛、郑,同时不专主一家,注重对古代典章制度的考证,尤其注重以礼解诗。书中引用的材料非常广泛,包括钟鼎彝器和石刻文字,还有一些先秦古书,文献资料做得很好。丁晏属于吴派后学,治《诗》推崇毛公之学,亦好郑氏学。他长于文字训诂,勤于考证,治《诗》走汉宋兼采的路子。丁晏治《诗》著作有《郑氏诗谱考证》、《毛郑诗释》、《诗考补注补遗》、《毛诗陆疏校正》、《诗集传附释》等,成果丰硕。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治《诗》的突出贡献在于对于《三家诗》的研究,他们好汉学,遍读群经,对于《三家诗》的遗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广泛辑录《史》《汉》及先秦两汉著作,成《三家诗遗说考》,用功可谓勤矣皖派学者以戴震为代表,包括江水、程瑶田、段玉裁、凌廷堪、孔广森,绩溪三胡、马宗琏、胡承琪、马瑞辰、陈奂等人,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之一。皖派治《诗》讲究以语言文字入手,以字考经,因声求义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江永《古韵标准》对《诗经》中音韵分部现象进行了探讨。汪绂是皖派中又一位音韵学家,他的《诗韵析》、《诗经诠义》分别从音韵、内容方面对《诗》进行了探讨。戴震是皖派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早年科场不顺,后来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得以交际学术名流。他治学“读书一字必求其义”,朴学功底十分扎实,他常常通过扎实的训诂功夫去考镜学术源流,因为在他看来,文字训诂、名物制度考证是治学之门径,由此方能登堂入室。他治《诗》著作有《毛郑诗考正》、《杲溪诗经补注》等,另有一些零散文章如《郑卫之音》、《诗篇名》、《小雅六音亡》、《六诗》、《古音叶韵》、《诗之编次》、《诗函五际六情》等,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皖派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段玉裁。清朝科举,《诗》以朱子《集传》为考试内容,利禄所系,致令天下士子以为《毛诗》就是朱子的《集传》。于是糊涂人竟拿《集传》当《毛诗》去研究,段玉裁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鉴于此,他在著成《诗经小学》后,又写《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以期在《诗》学领域内进一步反宋兴汉。要兴复《诗经》汉学,恢复《毛诗故训传》之旧是当务之急。在文字方面,段玉裁尽可能地恢复传本毛公用字原貌。在内容方面,补传本之漏略错讹而使传义完整。定本之外,便是小笺,顾名思义就是对毛《传》小有笺识,主要是对毛《传》某些字词含义的笺释,偶尔也对所录经文加以解释。绩溪三胡是清代经学中杰出代表。胡秉虔著有《毛诗集释》、《毛诗序录》等。胡承珙潜心于经学,专攻《毛诗》,他和专主《毛诗》的陈奂交好,他穷毕生精力写成《毛诗后笺》一书,凭借自己扎实的语言文字、名物训诂知识来申述毛公本义。所引材料不但取材于先秦两汉,而且对于唐、宋、元诸儒学说之可取处亦取之,取材可谓宏博。胡承珙是古文学与宋学通学的《诗经》专家,他主《毛传》,而反对《郑笺》,认为郑玄的《毛诗郑笺》在许多地方把《毛传》解释错了,他通过征引大批考据资料来疏证《郑笺》的错误。当时在学术界汉学与宋学已经分开,汉学占主导的地位,宋学很少有人研求,而他却在广征博引中吸取两宋学者的正确疏释,表现了他的疏证有一定的求实精神。马宗琏是安徽桐城学派代表,治《诗》长于从训诂考据入手,他的代表作为《毛郑诗诂训考证》,这弥补了桐城派于考证方面成就不高的缺陷。马瑞辰继承父志,在《诗经》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他历时十六载,写成《毛诗传笺通释》一书,此书成为清代《诗经》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此书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都号称为专门之学。此书的特点是长于运用音韵学、问字学、训诂学和名物考证的优势,并且善于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进行文字的校勘,对于毛传和郑笺的态度表现为不盲从,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陈奂处于乾嘉朴学最盛期,又加之生于经学氛围浓厚的吴地,自小耳濡目染,受朴学风习哺育,故而成为清代经学名家。他早年跟随江沅习小学,打下了良好的朴学功底。他作《诗毛氏传疏》,专注于《毛传》一家,此书针对《毛诗》,尽他六年心力写成,是他《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成果。此书精于对毛诗的疏解,谨守师法。他相信《诗序》,认为《毛传》是依《诗序》而作的,是对《诗经》最古老的注释,故最值得信从。除此之外,陈奂还著有《毛诗说》、《毛诗音》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他与胡承珙、马瑞辰作了比较,曰:“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轇輵。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常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静而极通贯,真可谓称疏家模范了。”对他治《诗》成果作了高度评价。扬州学派兴盛于朴学风气最为浓厚的扬州地区,此一派学者,汲取吴皖两派之长,治学特点是通。就象是一杯陈年老酿,扬州学派最为醇厚,这是与朴学的积淀有关的。扬州学派中治《诗》学者有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焦循、朱彬等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学术界公认的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们最长于训诂学与音韵之学。代表作为《经义述闻》与《经传释词》,其书多运用扎实的小学知识,考证古书而得出新成果。他们的治学态度是不盲从,既不依古人,也不依其师其父,而是唯是为从。《经义述闻》一书中涉及到《诗经》的有三卷150处,他们认为诗经用韵比较自由,并对汉代以来儒生对《诗经》的误解之处作了纠正。《经传释词》主要研究了上古的虚词,其中有不少是涉及到《诗经》的。焦循是扬州学派的杰出代表,在《诗经》研究方面,著有《毛诗郑氏笺补疏》五卷,对于毛、郑的说法进行了补证。他还著有《毛诗地理释》四卷,则从地理方面对毛诗进行了考释。他所作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三十卷,对毛诗中出现的草木虫鱼等进行了解释。焦循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在《诗经》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他自幼习毛诗,为以后治《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著几种书籍,皆功底深厚,极兵参考价值。常州学派是清代乾嘉年间兴起得,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等为代表,以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为奠基,他们以姻亲关系相联接,在治学上讲求微言大义。在《诗经》研究方面,较著名的有庄存与的《毛诗说》,其内容详于变雅、发挥《诗经》微言大义,是一本经学教科书。庄述祖治《诗》著作有《毛诗考证》、《毛诗周颂口义》等,述祖具有良好的小学功底,他通过对毛诗的考证,进而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毛诗周颂口义》一书中政治色彩也比较浓厚,他在书中塑造了文王与周公这两个明君与贤臣的形象,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乾嘉学派内部可再细分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和常州学派,各派学者中涌现出了不少治《诗》名家,他们在《诗经》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他们的治学精神泽被后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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