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非典”事件第一次将“行政问责”这个概念提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由此,中华大地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问责浪潮,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中国政府政治与行政改革的努力方向。然而,在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短短五、六年时间里,从诸多连续问责官员的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不健全,尤其是行政问责救济机制问题不仅在学术领域缺乏深入研究,而且在实践领域也缺少操作范例,以至于被问责官员权益受损或者官员复出不明等现象不断发生。本文试图通过对英、美、法、日等国的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救济机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结合中国行政问责救济机制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对于完善问责救济机制的建议和思考。全文主体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救济的内涵和行政问责的内涵,以及救济机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关系。本文分别通过一般意义和法律意义对“救济”一词进行定义,进而将官员在行政问责中的权益受损寻求救济的方式划分为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种方式。然后,在综合了国内学者对“行政问责”的不同观点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指出救济机制作为行政问责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行政问责的公平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分别介绍了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外有关官员权利救济的制度。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作为各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同程度地纳入了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两种途径,这对我国目前的官员权利救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第三部分阐述了我国行政问责救济机制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相关行政救济的规定,指出目前我国官员可以通过申诉或控告等方式寻求行政救济,但法律存在缺陷；官员通过司法程序寻求救济尚处于空白地带。第四部分具体分析了我国在推行行政问责救济机制中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有问责救济的法律法规缺乏法定性和统一性；政府及其官员职、权、责不清；政府行政信息公开不完整、透明度不强；问责文化思想和氛围的缺乏；缺乏良好的问责救济监督机制等。第五部分则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救济机制的对策和构想。健全行政问责救济机制,保障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体现行政问责的公平公正,应当健全救济机制的立法,完善行政救济立法,创建司法救济立法；明确界定权责关系,为问责救济的公平公正奠定基础；广开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制,保障公众知情权；创建行政问责文化,营造问责文化氛围,构建行政问责的内在机制；建立专门机构、公民、新闻媒体共同监督的架构,实现多维度的问责救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