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要素的流动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日益频繁，其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日益凸显。因此，一度以来，国际间经济竞争重要目的之一是吸引流动要素，比如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致力于出台相关政策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税收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手段。降低企业层面税负是当前国际税收竞争的主流趋势，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税负以吸引更多的FDI流入本国。然而，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从全球范围内看来，世界各国的税收竞争引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有些国家在较高的税收水平下吸引到较高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另外一些国家尽管设置较低的税率，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较低。根据世界银行对于总税率以及FDI的数据显示，中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总税率水平在50％以上，新西兰、瑞士、爱尔兰、南非、柬埔寨、沙特阿拉伯、赞比亚等国家的总税率水平在40％以下，甚至低至16.8％。然而，中国等国家的FDI存量显著高于南非等国家。另一些国家，如非洲地区不断调整税收政策，持续降低国内税率，但是并未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预期增长。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总税率从2005年的72％持续下降，2011年为58％，2017年降为46％。然而，该地区FDI总量占世界的比例不断波动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仍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2005年为0.76，2011年为1.87％，2017年为1.72％。
　　除了税收政策以外，成本优势也是吸引FDI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一般而言，企业面临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原材料、制度性交易成本，税收成本仅仅是一部分成本。由于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市场的开放和成熟，原材料成本差异逐渐缩小，价格透明。然而，有资料显示各国在劳动力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政府供给侧改革提出“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税收竞争、成本差异对于FDI流动的影响是怎样的，成本差异会不会影响税收竞争的效果。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各种成本差异因素能不能影响一国政府税负水平的设置，并进一步影响FDI对于税负水平的敏感度。
　　本文将从理论模型和实证两方面尝试有所突破。经典的国际或地区税收竞争理论对于解释税收竞争、成本差异与FDI流动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标准税收竞争模型假定参与税收竞争的经济体初始禀赋是相同的，税收竞争效应在国家或地区间是同质的，相关研究并不能解释资本流动对各经济体的税负水平敏感度不同的现象。近年来关于税收竞争与FDI流动关系的研究对标准税收竞争模型有所扩展，其中考虑经济体之间市场规模不对称的研究为解释税负水平与FDI流向异质性关系提供了初步的思路。然而除了市场规模以外，现有理论模型也较少考虑国家间成本差异。基于以上考虑，在理论研究过程中，本文从成本差异的视角出发，主要从成本、市场规模双重不对称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两国竞争FDI的理论模型，重点考察了成本差异影响下，两国均衡税收的设置是怎样的。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成本较低的国家均衡税收较高，也即成本较低的国家设置更高的税率吸引更多FDI。更多企业偏向于在成本较低地区投资，这些国家的政府即使征收较高的税收，税收的不利影响也会被成本较低的优势所削弱。(2)同时考虑到市场规模和成本因素之后，发现当企业成本较低国家的市场规模高于一定下限时，该国的均衡税率才高于另一国，低于这一市场规模下限，成本优势对于税收负向影响作用的冲击较小。
　　结合研究目的以及理论研究的结论，本文展开了三个视角的实证研究，分别以劳动力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经济集聚等作为成本差异的直接代理变量或影响机制解释国际税负水平、成本差异与FDI流动的关系，主要的结论如下:
　　首先，本文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视角探讨了税负水平、劳动力成本对FDI流动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成本对于FDI税负敏感度的影响。在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于税负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劳动力成本指标的系数显著为负，并且结果稳健。由此，劳动力成本越低的国家对企业征税的能力越强。我们理论模型的结论及实证研究的预测得到了证实。劳动力成本通过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进而影响FDI的税负敏感度，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税收政策的效果较弱，这一结论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劳动力成本优势缓解了税负对于FDI的负向影响。最后本章通过工具变量法控制变量遗漏偏差的稳健性分析结果也表明上述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本文将制度完善性以及稳定性差异作为制度性交易成本代理变量，对税收竞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FDI流动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重点在于探究各国制度完善性、制度稳定性差异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税收政策吸引FDI的效果，导致各国税收引资效果的异质性。此部分构建了完善的制度指标体系，包括制度完善性以及制度稳定性两个维度，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水平对于FDI的负向影响随着东道国制度完善性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制度完善性的提升而降低;税收水平对于FDI的负向影响随着东道国制度不稳定性的增加而增强。通过分组以及交互项设计以及后续相关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特别是监管制度、法律规则与腐败治理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规模小且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税负水平对于FDI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不显著。而市场规模大且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两个指标均具有显著影响。
　　最后，本文将经济集聚作为成本差异影响税收竞争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重点在于探究经济集聚程度的提升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税收政策吸引FDI的效果，冲减税收对FDI的负向影响。我们首先对于经济集聚与企业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梳理并提出研究假设。经济集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整合劳动力资源，改善制度环境。因此，经济集聚程度高的地区劳动生产率较高，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国家层面经济集聚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实证研究的重点基础工作，本文构建了更为完善、系统的经济集聚指标体系为实证研究准备充分的数据基础。实证研究表明:从大样本数据看来经济集聚和一国的税负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税收负担系数绝对值在经济集聚程度比较高的样本地区较小，在经济集聚程度比较小的样本地区较大。利用分位数回归证实了经济集聚和税收对于FDI差距较高样本以及较低样本的影响有所不同。一方面，降低税率对于底部的影响比较小，对于FDI顶部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提高经济集聚程度对于底部的影响比较大。
　　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形势表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一国政府合理高效地参与国际税收竞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与我国政府应对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当主要竞争对手国家进行减税试图竞争更多流动要素流入本国时，一国政府并不一定采取减税的政策，要综合考量两国的多方面的成本差异。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生产力保持劳动力成本优势也能够减弱税收负担对FDI的负向影响;对于市场规模较大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建立完善以及稳定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一国政府缓解减税的压力;当与FDI主要竞争对手国家的经济集聚差异较小时，经济集聚的改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减税的压力。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尝试的创新和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从研究内容上，将劳动力、制度性交易成本纳入企业利润函数中，建立税收竞争、成本与FDI流动的不对称税收竞争理论模型，考察两国成本差异下均衡税率的相对水平。二是研究方法上，在实证研究中引入经济外向性指标解决变量遗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从国家政策制定层面，同时控制市场规模以及国家发展阶段考察结果的异质性，丰富了国际税收竞争的相关研究。三是在指标设置以及数据层面上，尝试构建了一些衡量国家间经济集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标体系。在指标选择上，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地区之间的研究，而从国家层面的研究较少，并且相应的数据以及指标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文尝试从马歇尔外部性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构建了经济集聚指标，尝试利用等级尺度法构建对外商管制指标。在数据层面，由于各国微观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本文参照国外FDI数据构建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主题构建了更客观、详实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