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世界宣教运动和内地会的影响,瑞典新教差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向中国派出宣教团体,瑞华浸信会便是其中的一支。该会的宣教区域主要在山东胶州-高密-诸城一带,由于这些地方分属于齐鲁两个不同的文化圈并在近代社会经济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从而使得该区域内的各传教点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瑞华浸信会经过61年的努力最终成为胶诸高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会。瑞华浸信会的发展进程始终呈现出本色化的趋势。传教士努力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以更好地开展福音传播工作,当他们用当地方言和中国固有的文化符号进行宣教时便不自觉地推动了本色化的进程。但是,传教士自身无法改变的“他者”身份成为了其与中国民众沟通和传播福音的直接障碍。随着福音传播工作的发展,拥有本地人特定身份的中国同工不仅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并且不存在与信众的沟通障碍,从而在教会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教会的本色化特性似乎在中国传道人的积极参与中越发得鲜明。不过由于瑞华浸信会规模较小,少量的传教士基本可以胜任教会的管理工作,所以该会61年的历史中仅在胶县按立了两位牧师,而诸城和高密始终未曾按立中国牧师。另外,传教士对该会财政也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从总体上看,传教士是该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而中国同工是教会工作的参与管理者。教会作为一种地方社会团体,其本色化进程同样受到本土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地方政权的影响异常明显。从瑞华中学与地方政权的互动中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对立案学校的控制大多只表现在精致而细微的文件上,从而为教会学校赢取更多自由的生存空间提供了可能。所以,该校在立案之后仅对教育方针进行了调整,但并未改变基督教化的教育宗旨。不过,立案之后的瑞华中学虽然并未对国民政府完全臣服,却也为了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继续传教事业,在坚守宗教立场的底线之下做出了诸多本土化的改变。总之,为了寻求宗教与政治之间的支撑和平衡点,瑞华中学处境化的努力最终成为该会本色化进程的一部分。瑞华浸信会在华传教的六十年间经历了诸多的战争。尽管战争造成的社会无序和人心的恐慌不可避免地对传教士群体形成威胁,但是传教士在历次战争中的不同身份却使其心境与社会境遇有着诸多的差别。同时,战争处境的变化也在不断塑造和改变着传教士的身份,使其在“他们”和“我们”之间不断地游离。其中,从“他们”向“我们”的身份改变成为在华传教士融入本土社会的主要路径,这也成为该会本色化进程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教会的发展程度与本色化并无直接的关联。本色化只是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选择,是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对当地社会文化的自然反应。瑞华浸信会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使得教会显现出诸多本色化的特性,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该会的本色化并未达到理想中的程度,从而使得该会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差会也有别于纯粹土生土长的基督教派的特性,进而形成了一个中西文化元素复合下的具有鲜明本土特性的地方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