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监察体制正式确立后,职务犯罪案件追诉程序呈现新格局,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实现由检察院侦查向监察委调查的转隶,公权力监督体系由分散化转向系统化,这一举措对现阶段反腐政策的落实有极大的推进作用。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承担的职能存在差异,在对职务犯罪进行监察调查、审查起诉、审理判决时都需要多机关交流与协作,监检之间形成的新“调查——起诉”的模式使得监察调查与检察工作衔接问题日益突出。监检工作衔接顺畅是开展反腐败工作的第一步。监察体制改革初期,实践中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涌现大量的新型问题,自《监察法》实行后,实务工作部门也在积极推出规章措施以应对挑战,但是由于立法不完善且呈现碎片化,实践中监察调查与检察工作衔接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监检两机关下一阶段衔接工作的重点应当在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检察院提前介入机制以及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等方面。这些问题监检在实践中不仅交流频繁,而且许多细节问题缺乏法律明确规定。首先,留置措施体系定位不准导致留置措施的属性存在巨大争议,单一的监察留置措施与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不对等使得职务犯罪案件移送过程中强制措施转换适用混乱,留置地点规定不明确降低监检机关办案效率,以及先行拘留规则缺乏正当性等问题。其次,检察院提前介入制度方面,法律规定的提前介入的案件标准模糊以及监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提前介入模式运行混乱,提前介入工作小组成员非固定化使得同一批人员承担提前介入和审查起诉两项工作,相关人员对案件的公平公正性存在质疑,提前介入时间不合理影响检察机关办案质量,提前介入制度的设立忽略了对被调查人员权利的保障。最后,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相关规则不健全也使得监检衔接工作进行的极不顺畅。在当前监察机制改革初期,有必要从《宪法》规定的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关系出发,立足于监察调查与检察工作的立法衔接现状和实践衔接状况,探究职务犯罪案件两机关工作衔接问题的解决措施,通过设置过渡条款以及从实务研究中设计出两程序衔接的制度框架,以保证我国监察制度的全面完善,实现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