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得遗失物是民法中的基本问题,对占有的认识是界定遗失物概念的前提。占有应限定于有权占有,无权占有人对物不能占有只能控占。在此基础上,对遗失物的认定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讲,占有人或控占人失去对物的控制管领并非基于自己的意思;从客观方面来讲,遗失物应限定于无人控占的非无主动产。拾得遗失物可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拾得遗失物的主体包括遗失物权利人和拾得人。拾得遗失物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法人也可以是其他组织。能否成为拾得遗失物主体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无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可以成为拾得遗失物的主体。拾得遗失物的客体是遗失物,遗失物必须具备物、动产、有所有人和拾得时处于无人控占的状态四个条件。拾得人主观上要兼具发现与控制遗失物的意思。发现是认识物之所在。控制是对物的直接握取。拾得遗失物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包括存在遗失物、拾得行为、对遗失物控占的结果以及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对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立法现状和实践中存在问题的分析论证了我国完善拾得遗失物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指出现有法律中存在着拾得人权利义务不对等、无人认领的遗失物一律归国家所有的制度设计不合理、招领法规不健全和对损害遗失物应承担的责任规定不明等问题。除此之外还结合最新的热点案例,分析了现有法律处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遭遇瓶颈的原因。“梁丽案”说明了目前的法律拔高了社会现有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因遗失物而引发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不明确的问题。通过现存三种遗失物招领中心三种经营模式的分析,论证了遗失物有偿招领公司作为遗失物招领中心发展的新形式而存在的积极意义。“拾钻案”中体现了对遗失物拾得人保管义务要求过高的问题。通过德国、日本、英国、美国与我国台湾地区拾得遗失物制度的比较分析,找出了其中可供学习的地方,大体勾画了未来我国遗失物制度的完善方向,建议去粗取精的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移植。德国法要求在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应交给该场所的管理人员,当物有腐败危险或保管费用过高时无需公告,此外还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和留置权。不仅如此,在找不到遗失物权利人时,拾得人、乡镇和其他人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取得物的所有权。日本法对公告的主体、内容和方式规定的很具体,赋予了警察署长和设施占有人对遗失物的处置权,制定了专门的“罚则”来保障遗失物依法处置。英国、美国注重保护原所有人的权利,但是允许拾得人在找不到所有人的情况下取得所有权。我国台湾确立了占有辅助人存在时的认定方法,承认拾得人对遗失物所有权的合法取得,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及其例外情况,明定了拾得人的留置权。在区分拾得人保管义务与保管合同保管义务的基础上,认为遗失物拾得人的保管义务要求更低。拾得人无恶意时,对遗失物造成的合理损耗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补偿性责任。招领公告的发布主体除公安等有关部门外,还应包括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生活密切相关且价值较小、不易保管的遗失物,发布主体应在接受的当天发布招领公告;除此之外的遗失物,发布主体应在收到后七日内发布招领公告。价值较低的生活用品和政策确定的可以被广泛贩卖的物品可以用社区公告栏的形式发布招领公告;贵重物品和涉及个人信息的物品可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台、政府网站等媒体上发布公告。遗失物为可被广泛贩卖的、价值不高的日常生活用品,自公告之日起两周内不能判明遗失人的,由拾得人取得所有权。当遗失物品有腐败或保管费用与其价值不相称的情况下可以对物进行使用、抛弃或其他处分。为了保护拾得人的权利得到落实,还需要增加拾得人的留置权。我国法律对拾得人造成遗失物损害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规定并不明确,实践中只能依照一般侵权责任进行规制,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或法律上有特殊规定。拾得人主观上为善意时承担侵权责任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理。因此,拾得人造成遗失物损害的应当在充分考虑拾得人主观意图的情况下,让其承担不同性质的责任。拾得人对遗失物造成损害的情况应当区分其主观上的善意与恶意分别处理:拾得人主观上为善意时,应当按照不当得利进行规制;拾得人主观上为恶意时,应当承担侵权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