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报馆出现之前的近代32年间(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1840—1871)，清政府曾经先后五次颁布小说禁令，坚决销毁小说书板，对私自印行小说出售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小说失去了自由创作与出版的环境，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据陈大康先生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统计，这32年中成书的近代小说作品只有寥寥无几的51种，而刊出流传，并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的作品数量更少。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颁布了军流徒不准减等条款，其中就明确规定“造刻淫词小说及抄房捏造言词录报各处，罪应拟流者”，而成立于当年的申报馆却以地处租界、负责人为外国人的优势，开始在所办的报纸、杂志上连载小说。在不久之后的同治十三年(1874)，申报馆甚至陆续在《申报》上刊发启事，公开向海内藏书家和作者征求说部书稿，并将得到的说部陆续刊行销售。 申报馆在所办的报纸、杂志上连载小说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举动，虽然在当时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连锁反映，立即引发小说连载的热潮，但无论是其对于杂志的商业化经营模式，还是在近代中国所首创的小说刊载模式，都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三十年之后中国小说杂志涌现时期的杂志创办，其中同治十一年(1872)由申报馆所主办的《瀛寰琐纪》更是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各种小说杂志的先驱。此外，申报馆对于说部书籍出版的重视，不仅使在道光、咸丰年间问世却无法出版的《笑史》、《风月梦》等书籍得以出版，而且还为中国本土已经失传的《快心编》等书籍的重新回归出版创造了条件，报馆的小说出版在不久之后就为其他书局所仿效，各书局的小说出版曾经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达到一个小高潮。申报馆小说和各书局小说的广泛传播，就为当时傅兰雅小说征文启事的刊发和后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提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再者，在近代小说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纪初期，《申报》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起，开始刊载大量小说，到宣统三年(1911)共计248种，成为近代中国刊载小说最多的报刊。还有《申报》上为数众多的小说广告，则向我们提供了有关近代小说的促销、盗版、征文等各种资料。可以说，申报馆和中国近代小说四十年的同行历程，是值得去探索和挖掘的一个丰富矿藏。 首先，本论文从申报馆的创立和《申报》的创刊出发，概括论述申报馆在创始之初的具体情况。一方面，总结报馆在美查的主持下是如何进行小说出版的，又是如何通过创办文艺期刊对小说进行刊载的；另一方面，也对早期《申报》主笔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概括的分析，其中着重论述主笔钱听伯对于申报馆小说的影响；进而阐述小说刊登在《申报》上从无到有的原因，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