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北宋白居易诗歌接受问题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绪论部分简单介绍论文的写作初衷、研究现状、写作思路和意义。作为中唐文化和文学的代表之一，白居易在北宋追慕中唐的情境下受到宋人的推崇，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和诗文创作都对宋人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主要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法，细致辨析北宋初、中、后三个时期宋人评价、学习、改造白居易诗歌的各种表现，力图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出北宋诗人接受白居易诗歌的历史特征，探讨白居易诗歌与宋诗特色形成的关系。　　 第一章论述北宋初期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在尽量勾稽史料的基础上考察此时期宋人对白诗的批评、社会风尚对白居易的认同、时人接受白诗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并以徐铉、李昉、王禹偁、晁迥四人为代表进行个案分析。　　 宋初安定升平的社会环境和统治者对安享闲乐、乐时知止的提倡共同营造出宋人崇尚白居易中隐思想、闲适生活、浅切诗风的时代风潮。宋初对白居易的接受基本是按照闲适和讽谕两条线索同时进行的，并非一般认为的是由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转向高扬其讽谕精神，宋初君臣酬唱进行到如火如荼之际，也正是讽谕诗创作的高潮时期。此时期宋人主要摹仿白诗的形式、字句等表层内容，除了相似的闲适字眼以外，还常常不加改易地袭用白诗语句，这种亦步亦趋的接受也使宋初诗歌未能突破白诗的藩篱形成自己的特色。　　 宋人在接受白居易过程中既具时代特色，又根据各自的经历和身份有针对性地予以选择接受。徐铉遭遇亡国之痛，背负降臣的身份；李昉是各极荣宠的富贵大臣；王禹偁三进三黜，仕途坎坷；晁迥是致仕大臣醉心参禅悟道，他们学习白居易的兴趣和重点各有特色。作为北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王禹偁和晁迥还开拓出此后宋人接受白居易的某些新方向。　　 第二章论述北宋中期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重点考察此时期宋人对白诗的批评、复古革新思潮中对白居易的认同、诗文革新背景下接受白诗的具体表现等问题，并以欧阳修、邵雍为代表分析了两大诗人群接受白诗的不同倾向。　　 伴随着儒学复兴和诗文革新的进行，白居易直道进谏和完节自高的道德人格受到推崇，白居易的讽谕精神再度得以弘扬。同时，在白居易自乐和乐时的闲乐生活基础上，宋人又进一步扩充入与民共乐、乐民所乐和以道为乐等内容，创造出新的一代之“乐”。此时期创新自立意识已深入人心，诗人舍弃了宋初亦步亦趋的摹仿方式，不再“体规画圆，准方作矩”地简单摹习白诗的闲适字眼和习用手法，转向重点接受白诗的生活化视角、平易语言、议论言理表达、新颖的诗体诗法等内容。　　 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革新诗人群更多继承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一边发扬其雄文直道、三黜不屈的精神，一边光大其初露端倪的宋诗自立意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吸收白诗的平易、言意达理、讽谕精神以及议论痛快、叙事详明等特色并加以改进，初步确立了宋诗的风貌。邵雍则沿着晁迥的方向前行，把“乐”的主题由世俗之乐、名教之乐发展至观物之乐，极大丰富了“乐”的内容。他学习白居易的创新精神，沿袭白诗的“俗”化努力，将诗歌变成宣扬哲理的工具和愉悦性情的手段，进一步强化了诗歌的言理和娱乐化倾向。　　 第三章论述北宋后期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重点考察此时期宋人对白诗的批评、新旧党争下对自居易的认同、宋诗成熟时期对白诗的接受等问题，并着重论述了苏轼和张耒接受白诗的具体表现。　　 残酷的党争促使宋人更加企羡白居易同处党争却能清虚自守、全身避祸的超脱行为，他们屡屡称赞白居易既能直道进谏、又能闲适终老的完美人生。党争深刻影响了此时期的讽谕诗创作。乌台诗案之前苏轼毫无避忌地用诗歌讥评时政得失，沿袭白居易“为君”、“为事”而作的讽谕精神；之后频繁发生的诗祸则让宋人对针砭时弊的讽谕诗创作明显有所避忌，不过反映民生疾苦的创作却并未就此中断，白居易讽谕诗“为民”而作的传统依然得以延续。此时期“平淡”成为宋诗最高的美学风范，白诗的率易之中时露自然真朴之特色，因此在宋人追求平淡的过程中，白诗仍具一定的学习价值，某种意义上甚至作为宋人接受陶渊明的中介而存在，对宋诗平淡诗风的形成自有一份不能抹杀的贡献。　　 苏轼如行云流水般的诗歌写作追求畅达无隐，与白居易相似的经历又强化了他对白居易的认同，这使其成为此时期接受白居易最突出的诗人，作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对白诗的接受尤具典型意义。张耒则承续苏轼“易”的一面，更加专心地效仿白诗，以平易畅达的诗风开启南宋复宗唐调的先声。　　 结论部分总结北宋接受白居易的几个共同特征，如对白居易道德人格一以贯之的高度评价；相似的经历和身份对宋人接受白居易的强化作用；并行不悖地接受白居易的讽谕诗与闲适诗；文化上对自居易的认可推动了宋人对白诗的接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