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其时已是上海全面沦陷的第三年。这两年中，上海市民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炼狱生活，日伪的残酷统治使上海市民的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就像已经承受不了最后一根稻草的骆驼，他们极需要适当的放松，《天地》的到来，为文坛带来了一份惊喜：相对轻松的气氛且有一定品位。时局是有史以来的差，但上海毕竟远离战场，相对而言，他们还能比较正常地生活、工作，二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消费习惯还在，因此，定位为消闲性刊物的《天地》乘着时代的快车风光地走了一遭。由于《天地》的作者队伍既有巨奸者，也有附逆者，还有相当一部分作者与汪伪政府要员来往密切，它的主持者兼主要撰稿人苏青又是这样一种有争议的人物，设计与《古今》相似，因此《天地》被称为《古今》的妇人版。《天地》作者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天地》意识形态的多元。本文试图从沦陷区这一大时代背景入手，探索沦陷区背景下，在苏青的惨淡经营下，《天地》呈现出怎样的历史状态。　　 论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谈经历了离婚的苏青，如何在朋友的帮忙下，在上海沦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创办了女性特征明显的消闲性刊物《天地》。正是因为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沦陷，导致了李钦后等工薪族的大批量失业，经济的窘迫使得苏青夫妇产生摩擦，最终走向分裂。苏青在投稿过程中结识了陶亢德这一关键人物，直接把她带进了上海的社交圈，为《天地》的到来奠定了人脉基础。而汪伪政府要员对舞文弄墨的热衷，对文人的笼络，也使得苏青很自然地被纳入这个圈子，得到他们的重视，《天地》在陈公博周佛海的支持下创刊了，而苏青的女性立场也使《天地》呈现出极强的女性特征。　　 第二部分主要谈《天地》多元的意识形态。《天地》网罗了达官显宦、贵妇名媛，以及上海文坛上的头面人物，他们借助文字，或暗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抒写发家史，或抒发内心的苦闷，使得《天地》在故作轻松的表象下暗藏不安与紧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伪的压迫，使得一部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允许的范围内，在文章中渗透着民族意识，讽刺时世。而苏青竭力强调刊物的女性特征，进而获得与现实、与政治、与伪政府之间的距离感，淡化了刊物的紧张氛围。　　 第三部分主要谈《天地》的衰落及其历史尴尬。由于《天地》是在汪伪政府要员的扶持下创办的，它的作者群又与汪伪政府关系十分密切，创办者苏青更是汪伪政府要员的座上客，《天地》的命运无形中便与汪伪政府的兴衰联系在一起，当汪伪政府日落西山之时，《天地》便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　　 客观地说，《天地》虽是在陈公博、周佛海的资助下创办，但《天地》一直是以个人的名义办刊，事实上除了创刊时得到陈公博、周佛海的支持外，其后全靠苏青的的惨淡经营，约稿、编辑、出版、发行、收账，等等，和一般的小资本出版人一样，她也经历过纸张匮乏、物价飞涨的困难，也大呼过“文化末日”，但由于《天地》的出资人、编者和作者与汪伪政府的复杂关系，人们还是对这份刊物保持敌意，《天地》就这样长期被历史有意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