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管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中的高频词,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政策性表述也常常见诸于各种文献和报端,学界亦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研究变成了热点。在学界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提供一个研究中国社会管理问题的新视角,即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规模军事斗争所留下的历史记忆来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管理变迁问题,探寻走出社会管理隐蔽秩序的道路。本文认为,社会管理之所以成为当下的重要政策议题,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并诱发多重矛盾和问题,从而开启了政策窗口。本文把这个传统模式称为“泛军事化社会管理”,通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政治观和政治辩证法、西方政治学的系统分析法与文武关系理论,结合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历史叙事和博弈论等方法,围绕泛军事化社会管理变迁这一主题,回答了泛军事化社会管理如何产生、结构形态、变迁动力及发展走向等问题,力求对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些许知识资源。“社会如何可能?”是一切社会科学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同样,“泛军事化社会管理何以生成?”亦是本文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在完成现代国家整合的过程中,战争与革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为要务,中国共产党同样建构起了特有的党军关系,并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基本制度设计。这种党军关系秩序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其它政党争胜中展现出无以伦比的优势,同时也带来了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泛军事化的路径依赖。在建国后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中,党军关系秩序通过相关的体制和人事通道得以扩展至社会领域中,泛军事化社会管理就此生成。泛军事化社会管理的基本形态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观念、制度与行为。观念主要表现为绝对领导强化了的权力崇拜与革命思维生发出的斗争哲学；制度主要表现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多维二元身份结构；行为主要表现为大规模运动式社会管理。这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新政权草创阶段为集中力量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基础,但其内在的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为保持国家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泛军事化社会管理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得以改变,其变迁的大门也被迅速开启。变迁需要相应的动力支持,对于泛军事化社会管理这个系统来说,这种动力分别来源于系统外部和系统内部。系统外部的驱动是指泛军事化社会管理环境发生的变化,本文选择的变量是和平发展主题的确立、管制政治结构的松动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构；内在动力指的是社会管理系统内部的基础性变革,本文选择的变量是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结构的变动与利益一致的分化。正是在内外动力的共同作用之下,泛军事化社会管理开始被置入更具有时代发展特点的新要素。泛军事化社会管理的变迁同样体现在观念、制度和行为三个领域中。这三个领域中的变迁走向可以用“以人为本”、“合作博弈”和“多元协同”来加以概括。首先,在观念领域中,“以人为本”的提出从四个方面框定了泛军事化社会管理的走向。分别是：揭示了社会管理中人的主体性；肯定了社会对于国家的优先性；确立了维权对于维稳的基础性；定位了社会管理任务的兼顾性。从而将泛军事化社会管理的变迁引向对“现实的人”的尊重与肯定。其次,在制度领域中,“合作博弈”是社会管理实现公共利益的必然结果,然而要使社会管理主客体之间合作成为可能却需要若干条件,这又面临着现实中存在的障碍。因此,便需要通过相应制度供给来达成合作,这包括：公共良知的制度维护、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和协商民主的制度支持。通过制度完善使泛军事化社会管理摆脱简单的管制而走向合作。最后,在行为领域中,“多元协同”是多元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在社会管理领域中的延伸,惟有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才能打破传统社会管理一元化的行动。为此,就需要确定多元主体的职能定位以及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来实现协同,改善社会管理主体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