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与约束的动态平衡是地方官员行为符合预期目标的重要举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时期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强化了地方官员的行为激励,但约束机制的弱化则衍生出了腐败、短视、资源浪费、道德滑坡等非预期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治理微腐败、轻腐败行为的重要方式,问责的范围和力度也在逐渐加大,官员行为的约束机制逐渐完善,地方官员行为的规范性逐渐增强,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政治生态逐渐形成,但地方官员怕犯错、怕出事、怕被问责的畏惧情绪有所滋长,避责行为由此而生,对公共治理任务的科层传递过程及其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现实中,地方官员倾向于话语上的“高度重视”与行为上的“最低执行”,遵从上级要求的最低责任标准,力图巧妙避免直接与上级权威形成公开对抗,采取了一种的隐晦的、模糊的、谨慎的行动策略方式。这些避责行为的客观形成与滋生蔓延不仅难于治理,也阻碍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已成为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借鉴和吸纳了行为经济、组织行为、制度主义等理念观点,建构了地方官员避责行为的解释框架,综合运用了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从多个角度来对地方官员避责行为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减少地方官员责任回避、强化地方官员履责行为激励相契合的制度体系,并提出引导和规范避责行为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官员避责是一种消极保守的政治行为取向,是晋升锦标赛激励与责任政治的产物,是受内在动机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行为。第二,地方官员避责行为策略可分为防患型避责模式和补救型避责模式。防患型避责模式发生在官员考核问责发生之前,包括制定任务避责策略、分解任务避责策略与执行任务避责策略,主要有政策策略、机构策略和形式主义策略等具体形式;补救型避责模式则发生在官员考核问责之后,可出现在对上沟通、对下沟通和双向沟通等环节过程之中,方式上具体包含有政策策略、转移视线策略、非正式沟通策略、陈述策略、机构策略、欺瞒隐匿策略和补偿策略等。第三,地方官员避责行为既属于政治过程与组织制度的一部分,又深刻地作用着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创新发展,对公共行为体、政策过程和政治制度产生影响,合理避责会产生积极效应,而消极和不合理的避责则会导致消极效应。第四,地方官员避责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一把“双刃剑”,其整体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最终取决于地方官员考核问责激励机制的科学发展,应从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两个视角来构建规避地方官员消极避责以及减少避责的消极效应的制度体系,引导地方官员从避责转向邀功,具体包括降低地方官员治理的外部风险,完善组织内部制度体系,明晰地方官员权责范围实现问责与激励的平衡,强化地方官员成就取向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