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物权变动类型和民事法重点规制的对象,所谓的物权变动模式就是指一圈对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类型进行法律调控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分为以法国民法为代表的意思主义模式和以德固民法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模式,在意思主义模式下物权的变动是当事人双方之间意思表示的结果,体现自由资本主义的精神,后来由于社会法律思想和法律社会化的影响,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创设出公示制度,将公示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这是形式主义模式的价值基础。《德国民法典》作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民法典,被标榜“采取后出最精确之法理”立法原则的《中华民国民法》所移植,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移植德国民法的公示制度,并不是考虑到它保障交易安全的价值,而是把不动产登记视为一种行政手段来掌控不动产的交易,当然更没有看到物权行为理论的历史渊源和背景,一概拿来,结果造成该部法典规定过于超前,缺乏适用的基础,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适用。这种缺陷值得我们在制定新型民法典时深思,作者将在文章中从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