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而产生，并将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社会弱势群体。自产生以来，留守儿童数量急剧上升，2005年底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占全国农村儿童的28.29％，预计该数据在今后20年仍将不断攀升。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因群体数量庞大且成长环境特殊在受教育机会、营养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安全、行为与学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弱势，而生活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因其居住地可利用的生活、医疗和教育资源更为匮乏，而成为留守儿童中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　　 儿童健康是儿童福利和发展的最基本指标，对其成年后的健康、社会经济地位乃至终身成就都至关重要。目前关于留守儿童健康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多从心理健康和社会化发展的视角出发，但对身体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且综合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三维度的全面健康研究尚未发现;　　 第二，研究多以现状描述为主，缺乏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健康影响的深入研究，尚不能从现有研究中明确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具体作用路径;　　 第三，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父母外出务工在贫困农村地区对留守儿童家庭环境的改变可能与非贫困地区存在差异，因此贫困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不能简单套用非贫困地区的研究结论。　　 理论上讲，父母外出务工一方面可能通过提高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的经济投入，对留守儿童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可能因父母家庭角色的缺失会减少对孩子的健康照料，对留守儿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两种途径的作用程度还不明确，无法从总体上推断父母外出务工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水平。因此，在贫困农村地区开展留守儿童健康的研究，探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同时，在贫困农村地区开展留守儿童健康研究也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发现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缩小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儿童健康差异提供政策落脚点，有利于全面提升我国儿童健康水平并促进社会公平性发展。　　 本研究以儿童健康生产理论、儿童健康决定因素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以家庭环境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机制为切入点从经济和家庭照顾两条路径构建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健康影响的理论框架和实证模型，挖掘可能影响留守儿童健康的中介因素，进而为增进留守儿童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总体研究目标是: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探索贫困农村地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提出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干预措施，并为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具体研究目的是:构建父母外出务工影响留守儿童健康的理论和实证模型;揭示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差异;实证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探索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路径;提出增进留守儿童健康的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资料来源于《中国贫困地区卫生政策能力加强项目》的子项目《宁夏农村地区妇幼健康研究》，分为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两部分:定量调查于2010年6月进行，包括学生体格检查、学生问卷调查和家长问卷调查三部分;之后根据定量调查的初步结果和深入研究的需要，调查组于当年11月回原调查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定性访谈，访谈重点是对定量结果的内在原因的探索，同时也对定量结果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解释。选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典型调查，综合考虑各县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原州区、西吉县和彭阳县作为项目县，根据3个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和调查研究的需要，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3个县的6个乡镇共抽取7所小学，共获取1～6年级2017名小学生的个人信息和1125户家庭信息，学生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能够匹配的共1474对，本研究以这1474名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留守儿童687名，非留守儿童787名。定性访谈在西吉县和彭阳县进行，通过目的抽样共访谈63人。　　 在儿童健康测量方面，本研究借鉴WHO对健康的定义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三个健康维度总结并选取合适的儿童健康的测量方法和工具。在自变量分类中，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的特征按照其与父母外出务工之间的关系重新归类为儿童类型、背景特征、父母外出务工相关特征和留守儿童专有特征4大类，以便探索和明确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路径和中介因素。　　 在分析方法方面，首先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出合适的自变量，以此为基础确定纳入儿童健康实证模型的自变量。具体估计方法依因变量类型而不同，二分类健康因变量采用非条件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虑到自变量既有连续型又有分类型变量的特点，连续型健康因变量采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在广义线性模型设定中，通过Box-Cox和Modified Park检验来确定连接函数和分布，最终确定带有伽马分布和对数连接函数的广义线性模型。　　 研究结果:　　 (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差异: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虽然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略好，长期健康状况（常见疾病患病、慢性病患病）的差异并不明显，但其短期身体健康状况（四周患病）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前者四周患病的风险是后者的1.61倍，尤其以跟随其他亲戚留守的儿童四周患病风险最高。　　 父母外出务工行为除其本身能对儿童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之外，还能通过家庭照顾路径中的增加儿童劳动负担、降低主要照顾者对孩子健康的关注程度、疏离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和延长打工年限等减少对留守儿童的家庭照顾行为来进一步扩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身体健康差异。具体表现为:劳动负担重、主要照顾者不太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和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不太亲密分别能使留守儿童的四周患病风险提高107.6％、149.6％和214.0％;随着父母打工年限的不断增加留守儿童四周患病风险逐渐升高，直到到达4年后四周患病风险才开始缓慢下降。　　 同时，父母外出务工能通过经济路径中的给留守家庭汇款有效降低留守儿童的四周患病风险，为留守儿童身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但父母外出务工增加经济支持的正面效应无法抵消减少家庭照顾的负面效应，因此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状况仍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　　 (2)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异:整体而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发展水平比非留守儿童差,体现在留守儿童在自我意识发展水平比非留守儿童差，孤独感和社交焦虑水平均高于非留守儿童，其中在孤独感水平上两类儿童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留守儿童孤独量表得分平均比非留守儿童高0.92分。在不同类型留守儿童中，以母亲一方外出打工、跟父亲留守的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水平最低。　　 父母外出务工通过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照顾者受教育水平、主要照顾者对孩子心情的关注和主要照顾者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差异来导致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每增加1个单位，儿童孤独量表得分平均减少0.02分;主要照顾者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个单位，儿童孤独量表得分平均减少0.01分;当主要照顾者不太关注孩子心情时儿童孤独感水平提高为非常关心时的1.07倍，当主要照顾者与孩子的关系不太亲密时儿童孤独感水平提高为非常亲密的1.10倍。　　 在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未发现增加经济支持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反而因父母外出打工、所获得的家庭照顾有所减少导致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打工产生消极的看法和内心感受，以及父母在儿童年龄较小时外出打工和与孩子联系频率较低都能给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当留守儿童经常因父母不在身边而心情不好、觉得打工父母不太关心自己、很少想念打工父母、非常想和父母在城市一起生活时，其孤独感水平为对照组的1.07、1.07、1.06和1.03倍;儿童开始留守年龄每增加1岁，其孤独量表得分平均下降0.01分;随着打工父母与孩子联系频率的下降，留守儿童孤独感水平逐渐升高。可见，父母外出务工通过家庭照顾路径影响留守儿童心理健康。　　 (3)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差异:留守儿童的社会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行为表现、学业表现以及综合社会适应能力均比非留守儿童差，两类儿童间差异尤其在社会生活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方面最为显著。　　 虽然父母外出务工行为本身对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无显著影响，但它能够通过引起儿童主要照顾者年龄、文化程度、焦虑或沮丧水平和与孩子亲子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使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的社会适应能力产生差异，表现为:主要照顾者年龄越大，儿童社会适应能力越高;当主要照顾者为文盲时，儿童具有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可能性仅为主要照顾者为非文盲时的0.68倍;但当主要照顾者精神状况较差（自感焦虑或沮丧）时，儿童具有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可能性反而为主要照顾者精神状况较好时的1.64倍;当主要照顾者与孩子关系不太亲密时，儿童具有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可能性仅为二者关系非常亲密时的0.60倍。　　 同时，父母外出务工通过增加对留守家庭的经济支持来有效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表现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留守儿童具有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可能性越大;能得到打工父母汇款的留守儿童具有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可能性高于未能得到打工父母汇款的留守儿童。　　 虽然父母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打工父母对儿童照料减少的各个变量均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无显著负效应，但父母外出务工所引起的留守儿童主要照顾者相关特征的变化能显著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且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差于非留守儿童可以判断，减少儿童照料的累加负面效应仍然超过增加经济支持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认为，我国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状况存在差异:留守儿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比非留守儿童差，社会适应能力与非留守儿童无明显差异。儿童健康危险因素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人群中的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暴露于身体健康危险因素（儿童劳动负担重、主要照顾者对孩子身体健康的关注度低、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不太亲密）的可能性较高，暴露于心理健康危险因索（家庭经济状况差、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低、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不太亲密）的可能性较高，暴露于心理健康保护因素（主要照顾者对孩子心情的关注度高）的可能性较高，暴露于社会适应能力危险因素（家庭经济状况差、主要照顾者受教育程度低、主要照顾者与孩子不太亲密）的可能性较高，但暴露于社会适应能力保护因素（主要照顾者年龄较大）的可能性也较高。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经济支持增加的正向作用远小于人力支持减少的负向作用，当留守儿童跟祖父母留守、主要照顾者受教育水平较高和能以积极的心态和行为面对父母外出务工的家庭环境变化时，能得到较好的健康状况。　　 主要政策建议:现阶段针对贫困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健康促进策略仍应以降低留守儿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以及提高留守儿童各个维度健康保护因素的暴露水平、缩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差异为主要目标。　　 (1)针对身体健康差的留守儿童，可以通过增加社区社会支持以减轻儿童劳动负担，提供社区健康教育以提高主要照顾者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关注度和健康照顾能力，缩短儿童累积留守年限等途径改善其身体健康。　　 (2)针对心理健康差的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在学校开展家长课堂以提高主要照顾者对儿童心情的关注度并提高其教育能力，增加打工父母与留守儿童联系频率，加强家庭亲子沟通频率和老师对学生的心理疏导、以帮助留守儿童正确接纳父母外出打工行为，避免在儿童年龄较小时外出打工，尽可能不在学校住宿、或在学校层面改善学校住校条件并加强住校生心理关怀等途径改善其心理健康。　　 (3)针对社会适应能力差的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在学校开展家长课堂以提高主要照顾者对儿童人际交往和学习的关注度并提高孩子的教育能力，增加打工父母与留守儿童联系频率，避免在儿童年龄较小时外出打工等途径改善其社会适应能力。　　 (4)针对全部留守儿童，还可以通过家庭层面的加强亲子沟通、由祖父母或母亲照料儿童，学校层面的增加对留守儿童心理疏导，以及政府层面的加大投资以增进当地就业机会等途径改善全部留守儿童各方面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