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是一位因为为清朝康、雍、乾三代皇帝作传而成名的“帝王作家”,他在历史小说应当“戏说”还是“考据”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海内外最广大的读者群,作品创作和出版发行都创造了新的纪录,与在商品经济中失落的人文精神和先锋派的文体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月河四十岁才。发表第一部作品,其厚积薄发大器晚成固然是自身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历史小说大众化的必然。因此分析二月河作品与当下文化环境的关系,并从历史小说的发展中对其作品进行定位和批评是本文基本的立足点。同时,本文认为二月河的创作对同时期的先锋文学创作方向是一种矫正,他的成功也为新时期文学走出“象牙塔”并走向新的繁荣提供了一种借鉴。一个作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思想家。二月河只有高中毕业文凭,但在青年时就博览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名著,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审视角度。他对清朝宫廷生活权谋化和吏治朋党化的认识与再现成了我们今天看待“康乾盛世”的一面镜子,也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中国官场政治的百科全书”的极高评价:他塑造的康熙帝王形象深受读者喜爱,塑造的雍正形象甚至影响到史学研究的学术方向。文化是文学生存的环境。文学作品蕴含的文化品质的密度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品位和生命力。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作品似乎是中国文化的综合载体,他一方面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去解读一个时代的兴衰起落,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适应着大众文化的需要,在人物塑造上又成功运用了心理分析等现代表现手段,作品内在的传统文化口味与外在的商业文化气氛打成一片,创造了古今中外文化碰撞的一个奇迹。因此,坚持文化批评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立场。大众化、平民化是历史小说的本色,也是二月河一直坚持的创作道路。在“读者就是上帝”的原则下,他把古典小说的叙述模式进行了放大,其作品大开大阖的结构、“文白夹杂”的语言风格、雅俗共赏的趣味无不表现了“大众化,的艺术魅力,也进一步彰显出文学艺术为娱乐消遣服务的原始功能。同时,历史小说的艺术真实原则也是作者着力把握的方向,他在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历史与现实等关系的处理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大众化、商业化也带来了作品必然存在的不足。这表现在作品出版发行的急功近利上,表现在对《红楼梦》的简单模仿上,表现在爱情故事描写的乏味上也表现在经常存在的荒诞和杂芜情节中。本文创造性地把二月河的作品与《红楼梦》进行了比较,对‘‘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爱情描写模式进行了否定,对立意扁平化现象进行了揭示,最终得出了“史诗规模、通俗品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