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地方的政策这一问题是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吏治好坏又是中央对地方实行监控并相应作出调整的重要方面。本文想从国泰贪污案发生前后探讨乾隆时期对山东地方政策的调整，以期对清代政治在乾隆后期的发展状况作一分析。　　在国泰案发生之前，山东省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被有的史学家看作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即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清水教王伦起义。王伦起义直接打击了清朝的统治，对统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而起义爆发之后，统治者必然会静下来进行总结和思考，他们思考最多的，当然是起义因何而起。　　乾隆在总结历朝历代的所谓“盗贼叛乱”的原因的时候，认识到了历来盗贼啸聚，是由于官方格外征敛、科派累民，或者是贪官污吏虐害闾阎，人不堪命。乾隆这么说，表明他对历史上农民起义与阶级压迫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是了解的。但是，面对着本朝发生的王伦起义，他却推卸了封建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没有从他的统治或者说是当时山东的吏治状况及人民的生计状况出发来考虑，而仅仅把看成了邪教聚众滋事。但事实是:王伦起义是阶级压迫的产物。乾隆的这种思想影响了他在王伦起义发生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的重点不在于考察并肃清吏治，而在于进一步加强对山东老百姓的控制。也可以这么说:王伦起义爆发以后，山东的吏治被严重忽视了。　　乾隆在王伦起义以后，派了杨景素和国泰来治理山东，把对山东政策的重点放在了对当地人民的控制上来。此二人俱为“能吏”。杨景素在担任山东巡抚之后，他上书言保甲事，加强对山东人民的控制，充分显示了自己镇压人民叛乱、控制社会治安方面的才能。而国泰一上任，也显示了他在缉拿盗匪方面的才能。但是，此二人操守如何？杨景素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去世，四十五年（1780年）四月，两广总督巴延三便奏其操守不谨。后来，福康安查出杨景素担任粤东总督时，贪污、勒索白银六万两，在闽浙、直隶任上又复不谨。随着湖北、福建的吏治废弛，营伍毫无整顿，乾隆认为福建的吏治败坏始于杨景素。国泰亦是贪墨之员，四十七年（1782年）发生的国泰贪污勒索案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忽视吏治、派贪墨之员治理山东，必然要导致吏治的败坏。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山东发生了贪污、亏空大案。　　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参劾国泰贪婪不法及山东的亏空。山东通省亏空经新任巡抚明兴查出，为二百万两白银。此案紧随甘肃冒赈案之后发生，乾隆也表示了不忍再兴大狱，因此对山东亏空案的处理较为宽大。但又是合理的，因为造成山东通省亏空的根本原因是巡抚国泰的贪婪勒索，各州县的亏空均是受其勒索或者是因公挪移。因此乾隆把重点放在了对国泰、于易简贪污、勒索的调查与处理上，他对于国泰、于易简两个主犯的处置是毫不留情的，二人最终被赐自尽。　　国泰案的发生使乾隆认识到了长期的忽视吏治而导致的后果，因此，便在处理完国泰案之后，充分注意了山东的吏治情况，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系列的整饬工作了。首先从用人方面来看，乾隆在国泰之后任命的山东主要官员，从总体上看，皆为较能干者。即使其中有才具中平者，也能以地方民事为重，皆非奸恶之辈。巡抚及布政使们在山东吏治败坏之后、正需整顿之时，都较留心民事，积极整顿吏治。弥补并防范亏空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巡抚明兴，用了三年的时间，将通省的亏空弥补全完，而且，布政使陆耀在防范亏空方面也提出了建议，并得到乾隆的支持而实施起来。除此之外，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严厉惩治不肖官员，同时也注重对失职地方官的惩罚，以澄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山东的吏治有了好转。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大的环境是整个封建社会正走向没落。吏治腐败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即使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太平盛世，吏治腐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况末世。因此，整顿过程中的任用贤能也好、防范亏空也好，这一系列的整顿工作，并不能说明当时山东的吏治是何等清明，而只能说明的是吏治的相对好转。　　忽视吏治，吏治自然腐败;加强整顿吏治，吏治亦自然好转。所以，统治者政策的调整是十分重要的，山东省如此，整个封建国家应该也是如此。可以这么说:这种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封建政治自身的生命力，也正是因为其自身的生命力，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仍然持续了近百年才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