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辨伪自古已有,得学术之累积,其传统理论方法发展至二十世纪上半期已十分成熟。另一方面,进入近代后,受多方变动影响,尤其是在西学传入给中国传统学术带来的极大冲击下,国内学术界活跃异常,众多学者化笔为戈,选择以学问救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献辨伪学作为史学研究一个重要分支亦随之得到了推动和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可以说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史上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阶段。一边是西方史学方法的东传,另一边又得传统辨伪学术之发扬,许多学者的治史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转变,疑古辨伪愈演愈烈,一些传统辨伪方法也在此时日趋系统化。梁启超继承师说古学,在发挥胡应麟辨伪八法所长的基础上,同时吸收西学之优,对方法进行细化完善,总结出了一整套辨伪方法论,对当时乃至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谓当之无愧的近代辨伪方法奠基者。胡适受西学影响甚深,其辨伪研究以实验主义方法为引领,兼顾疑古与反思,深刻启发了顾颉刚等人。但他的辨伪实践不算丰富,其对于辨伪研究之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开启时代风气。作为辨伪实践的领军者,顾颉刚纠缠于“古书辨”与“古史辨”之中,并借用多学科视角对古书真伪进行考辨。在顾氏的努力之下,以其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得以成立,大步迈向“疑古时代”。这一时期,疑古思潮的兴盛带动了辨伪学的发展,辨伪实践的增多又反哺了疑古思潮的繁荣。如果说顾颉刚等人代表的是疑古辨伪的主力军,那么钱穆在其中的角色则更像是“异军突起”。他“为信而考”,主要采用“考年”之法,考证古籍与史事,更偏向于将辨伪作为研究历史文献的手段之一。除了梁启超,诸多学者的辨伪研究往往呈现出实践大于理论的特点,他们采用多种方法认真考辨古籍真伪,拥有非常丰富的辨伪成果,但却很少会为此专门搭建一个方法体系。可以说,直到20世纪20年代《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出版和30年代《伪书通考》的编成,文献辨伪这门学问才算出现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著作及参考工具书。《伪书通考》一书是张心澂辨伪思想的凝结,该书既有对辨伪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也有前人学说的介绍与作者己见的抒发,乃辨伪成果集大成者。纵观二十世纪上半期学者们的辨伪研究,尽管仍以考辨具体古籍为主,但隐约间各家方法已自成体系。他们各自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不过利用的材料根本还在于文献,若是文献互证出现了矛盾,便需要实物材料登场给出新的证据。因此,在辨伪方法之外,考古材料对辨伪研究的补充作用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另外,近代时期也是我国文献辨伪学在传统学术上被注入近代科学思想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疑古思想的兴起和若干辨伪方法的应用,都为之后文献辨伪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定作用。围绕古籍真伪问题展开的热烈探讨,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破除思想藩篱的作用,更为今天应该如何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古籍古史、如何继承和发扬这份厚重的理论遗产给予了很大启发。以往学界内关于我国文献辨伪学的研究以梳理辨伪学史和讨论具体辨伪成果为主,有关近代时期文献辨伪方法的总结却较少提及,因此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以二十世纪上半期为限,将该阶段内一些较为重要的辨伪大家集中起来,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等辨伪学者为中心,对其使用的主要辨伪方法作一分析总结,期以能够对近代文献辨伪学方法的相关研究起到一定的补充和丰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