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问题意识缘起于“告别革命——回归‘五四’、重新启蒙”这一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再选择方案中所内含的历史悖论，即所要告别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正源于所要回归的“五四”，进而以此为起点，运用“时空共塑”这一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框架，重新考察“五四”思潮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问题，以期消解附着于这一再选择方案中的意识形态迷思。　　研究发现，“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实际上是知识分子面对共享的宏观时空背景——即身处其中的各种历时与共时性影响因素，并结合个体的微观思想世界，对各种思潮进行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重构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从自身的思想出发，随着外在时势的转移，而不断建构和再建构对于时空情境的把握与感知。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认同，以及试图超越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文明的信念，更由于巴黎和会上救亡思想的被激活并极度放大，使得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之后经由列宁主义这一深具直接现实性的救亡方案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但由于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差异性，其一开始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多元而非同一的。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一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基于自身的主体性，首先将其纳入自己原有的思想世界，进而对其进行消化、吸收与再创造。这一再创造意味着一种新话语的再生产，其典型表现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改造，使得马克思主义一下子就适应了中国的现实国情，并因此而成长为中国未来革命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也因其思想的起点特征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一元论意识形态，不仅填补了儒家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真空，更是对当时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一种回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此一时期的兴起是知识分子在“时空共塑”的背景下主动选择和建构的结果，这一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在此意义上，既不能不加反思地轻言“告别革命”，更不能简单地一味否定“革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