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学而优则仕”。在受儒家思想浸淫了 2000 多年的中华大地上，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但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重商主义思潮逐渐瓦解着我国的官本位思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提升市场活力和竞争力，国家曾多次号召公务员下海参与到市场经济建设中来。受国家感召与潘石屹、王健林等成功案例的影响，一批青年公务员离开体制加入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洪流中。有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自 1995 年实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已有3万多名公务员辞去公务员职位，近2万名公务员被辞退。
　　公务员离职本是体制内外人员流动的一种方式，可以促进体制内人员的更新也有利于前公务员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贡献，还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凡事皆有利弊，对于公务员来说，如果其离职行为是一个阴谋，是为其在职时的权力进行的金钱兑现，这无疑是和《公务员法》和公务员职业道德对公务员的期待相左。十八大以来，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高压势态下，腐败空间被逐渐压缩，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能够遵守党纪国法。但是，一小撮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为了能继续把手中的权力转化为腰包里的金钱，绞尽脑汁地“创新”着腐败形式。“权力期权化”就是权力腐败的一种“新思路”。腐败分子在职时为企业开后门、行方便而不收受任何贿赂，等到离职或退休后到企业任职拿高新，将以往“应该”获得的好处收回。为了避免公务员在离职后利用剩余权力谋取私利、引发腐败、损害市场秩序，世界各国都对公务员离职后再就业的行为进行立法。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对于该问题后知后觉，立法较晚，现有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立法观念滞后，法律语言模糊不清，法律内容不完善，党纪国法之间纠缠不清等问题，实际操作中问题也较多，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改善以上问题的最经济、最高效方法就是学习外国的成功经验。本文介绍了加拿大、美国、韩国三个国家的立法成就和法律特点，并在规制对象、限制期限、惩罚措施等方面与我国立法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的方法发现外国公务员离职后从业限制立法的可借鉴之处，为我国今后立法工作提供灵感。在最后，本文从立法理念转变的理论前提与具体路径，增强立法的内外部协调性，精确法律语言、完善法律内容等四个方面为我国今后在公务员离职后从业限制立法方面提供建议，并寄希望于通过立法工作来规制离职后的公务员，打击腐败，维护市场秩序，构建和谐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