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社是提倡“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社团之一。处在革命的时代,他们接受世界左翼文学的影响,以自己的热情和才情步入文坛。从1928年初到1930年初,太阳社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造就了革命文学创作界首席小说家蒋光慈、革命文学批评界首席批评家钱杏邨,在当时文坛产生了轰动效应。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规范发生重大转折时刻诞生的太阳社,以其文学实践形成了认识-实践文学书写规范,这些规范不仅对后世无产阶级文学及非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动向产生了影响,而且使国内文学批评界及文学史界对五四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学史的评价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对太阳社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其创制的文学书写规范是完全必要的。本文的研究思路是:把太阳社放置在1928年大革命失败后社会文化转型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首先从特殊的军事政治出版文化环境来考察太阳社聚集在上海的原因,从太阳社的社团策划来考察太阳社在革命文学运动中成功运作的原因。进而从太阳社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两个方面的成就来梳理太阳社的认识-实践文学书写规范的理论形态,力求全面地、客观地挖掘出太阳社的文学规范的主要内容。最后从蒋光慈的小说创作、钱杏邨的文学批评、其他成员的创作及翻译等方面考察太阳社成员对文学书写规范的具体实践。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史料研究与文本分析结合起来,既注意对太阳社整体进行研究,又注意到太阳社成员的个案分析,在认识-实践文学书写规范转向中考察太阳社成员的理论与实践。史料分析与文本分析是本文的主要立足点,“回到历史现场”的“论从史出”与力避情绪化的学理分析是本文的学术追求。太阳社的诞生与发生轰动效应是时势与运作的产物。1928年,蒋光慈、洪灵菲等分别从武汉、广东等地聚集到上海,虹口区这样的越界筑路地区(而非租界)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存身之地,白色恐怖后的上海为他们从事革命文学实践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军事、政治、出版文化环境。中共中央文化工作的滞后使太阳社处在自发地寻找建设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位置。太阳社成员以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