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英人贝登堡基于本国的社会状况和现实需求,结合已有的诸多儿童教育理念、活动实践设计了童子军这一儿童组织。随后,社会各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和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共同关注使得童子军运动风靡全球。1912年,中国的教会学校中也诞生了模仿西式并习用英语的童子军训练。贝登堡曾提出“童子军不是学校化；童子军不是军事化；童子军不是政党化”的发展原则。但中国的社会现实、国族需求与政治运作都无法让童子军按照贝氏的预期发展。中国教育界和政界人士先后注意到了童子军组织,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对其训练活动加以改造,进行了建设中国儿童组织的尝试。各地学校纷纷组建童子军,继而诞生了由不同力量支持或组织的地方童子军联合会。军国民思潮后,诸童子军联合会基于训练新一代“国民”的鹄的,积极探索童子军的编制、课程,童子军训练逐渐切合中国的国情与现实。但在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现实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屡次议定的推广童子军决议案难以施行,地方办理童子军事业的师资经费难以解决,各地童子军组织、训练的实况是各自为政,甚少关照。1926年,国民党统一领导童子军后,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童子军行政组织。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根据政治统治和具体国情的需要最为强调童子军的政治训练,为童子军誓词规律等增添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牢牢地控制着童子军的行政组织、经费师资和诸多活动。种种举措使得中国童子军的质与量均有提升,但执政党掌控童子军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其统治,以此来维持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民国特殊、复杂的客观环境之下,童子军也只有“政党化”与“主义化”,符合国民党统治和国家形势的需要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时局又临动荡,国民政府于1934年将童子军定为初中必修科,并给予了衔接军事训练的任务。论文归纳了童子军必修科的内容、制度和方法,探讨了学校设置童子军课程流于形式的原因所在。偏重军事训练的童子军强调道德、纪律、礼仪、卫生等诸多内容,与彼时所倡行之“新生活”运动多有关联。抗日战争爆发后,接受童子军训练的许多少年儿童在民族危亡时勇于挺身而出,表现出强烈的国族认同感和责任感。民国政治局势风谲云诡,社会思潮涌动,童子军引入中国特别是被纳入政府领导之后的组织机构、训练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军事因素的左右,呈现出政党化、“三民主义”化和军事化的发展趋势,难免有所缺失。但中国民间和官方所办理的童子军事业,可以视作是国人先由模仿西式继而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实际之儿童组织的尝试。通过民国童子军的组织训练,可以一窥民国社会的儿童观与儿童教育理念。从建国后最大的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建设情况来看,样是中央统一领导,以学校为主阵地,追溯民国办理童子军的种种极有必要。童子军作为民国学校内的儿童组织,可以视为课外活动之一种,但无法涵盖课外活动的所有内容；其训练内容、方法、成效都与体育有所重合,但更为丰富。西式童子军强调户外活动,活动内容涉及生活教育之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层次,顾及了知识技能与道德品质、服务意识等方面,并将种种教育内容通过游戏活动的方式呈现与传递给儿童,对于今天的儿童组织、儿童教育极有借鉴意义。最需要说明的一点在于,除却受时代影响的军事色彩,政治性和教育性是现代儿童组织最突出的特征。无论是办理童子军还是任一儿童组织,其关键并非是否“学校化”、“政党化”,而是在于其运用的形式、内容和方法是否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实际与社会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