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涉疫谣言及“伪科学”言论此起彼伏,致使网络公共秩序出现混乱,引发民众焦虑与社会恐慌,由此看来,加强网络信息治理,净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系统尤为重要、迫在眉睫。近年来中央多措并举,颁布了许多治理网络空间、加强互联网监管的政策文件,而地方政府是否贯彻并加以采纳执行成为关注的焦点。研究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扩散过程,总结采纳信息治理政策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央政策的高效扩散及提升地方采纳政策的行政效能,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导,促进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政策扩散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本文将TOE框架及政策扩散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石,解决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政策方面呈现怎样的扩散特征、影响机理及优化策略。首先,厘清了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演化阶段,探索了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的地域特征,对中央与省级政府间政策制定的主题进行一致性与差异性检验。其次,通过对政策扩散效果的评价识别最优的扩散模式,找寻这种最优模式背后的影响机理。基于事件史分析法从技术因素、组织因素、环境因素的角度探索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级压力、竞争压力、社会环境、公众需求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作用。最后,基于对实证结果的分析与讨论,提出促进政策快速高效扩散的优化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网络信息治理的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缓慢生长期、快速成长期及平稳发展期,其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东西发展不平衡”的地域特征,主体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宏观统筹与微观具体。此外,自上而下的扩散路径具有明显的扩散优势,实证结果的政策启示表现为,竞争压力与上级政策压力是地方政府采纳创新网络治理政策的重要驱动力;公众需求对我国网络信息治理政策的扩散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技术因素对网络治理政策的采纳作用却不是十分显著;经济因素与网络信息治理的政策采纳并无显著的因果促进关系。未来应转变政策扩散的传统模式,促进多方向、多维度扩散;突破地域因素,发挥邻省的政策势能;打破主题壁垒,推动差异性主题的一致化;合理评估公共需求,提升政策采纳科学性以及发挥政策引领优势,提升政策扩散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