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家庭已经普遍配置了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作为家庭资产的一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理高效的配置金融资产可以为家庭带来更高的财产性收入,丰富家庭收入来源渠道,提高生活水平及质量。近十年来,西部地区借助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乘着数字化的浪潮,以各省会城市为中心,实现了以点带面的较快发展,使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常态化,西部地区的金融环境也有了较大变化,金融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金融市场也更为完善。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互联网金融应运而生,不仅对传统金融机构产生了冲击,同时也改变了一些居民的理财方式,降低了居民进行理财的门槛,普及了较多的金融产品,使更多的居民和家庭主动参与到金融资产的配置中来。本文首先使用2019年西部地区各省有关金融发展情况的宏观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公共因子,计算西部各省份的金融发展得分,用于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然后使用2017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的西部家庭样本数据,将2012-2019年视为一个金融周期,以此期间内各项金融资产的波动率与收益率为基础,计算各个家庭投资组合的夏普比率,用于衡量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最后使用Tobit模型研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群体性差异,以及使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解释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实验结果发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效率越高、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越丰富以及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同时,家庭的受教育水平、是否有金融从业人员、风险态度以及家庭的收入水平、资产和负债规模水平、是否有自有性住房均会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产生影响。而城乡差异对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种类的影响不明显。通过对影响因素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自治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种类越多,其他省份地区金发展水平越高,会促进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比重。家庭是否持有投资性住房也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购置投资性住房会对家庭配置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通过对高资产规模家庭的研究发现:当地金融发展的水平只能影响家庭在风险性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例,同时,家庭是否有金融从业人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家中从事经营性活动会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高资产规模的家庭普遍收入水平较高、金融素养较高导致的。最后我们发现,持有金融资产的种类越多、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越高,均可以显著促进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效率。由此对西部地区家庭部门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提出建议,以提高西部地区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