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诗经》汉学”经学阐释系统的遮蔽,《诗经》对于边塞诗的影响更偏重于思想方面。主要反映了儒家对于战争的态度,包括“反战”、“王道”、“武德”、“服远”等方面。《诗经》战争诗边塞诗的文学影响仅仅局限性地体现在对后世歌颂体战争诗的文本写作范式之上。从总体而言,孕育边塞诗的主体生成环境并非来自《诗经》。鼓吹乐曲(包括鼓吹曲和横吹曲)从东汉至唐代的官方化和仪式化(仪仗化)使用为其持续的流行和繁荣提供直接动力。鼓吹乐曲的持续流行和繁荣最终形成了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代表的宫廷俗乐。并最终对文人拟乐府边塞诗产生重大影响。鼓吹乐曲本身具有军乐属性,其在出征命誓和还师凯旋两种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礼乐应用,促使了魏晋以命将出征、庆贺胜利等诗篇的生成。更直接催生了唐代“凯乐体”战争诗的生成。“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应用于出征则极力赞扬战必胜的威仪;应用于凯旋则宣扬军威国威告捷献功。这类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歌颂侵略的非正义作品加以批判,是忽视了其“凯乐体”文体特征的内在书写要求。横吹曲的音乐属性及其音乐旋律对听者的感染和对诗歌想象的影响甚大。本文以《关山月》、《陇头水》、《折杨柳》三首重要的横吹曲为例,探讨这种音乐影响的持久性。并指出南朝音乐中的“边声”对边塞诗音乐想象的重要作用。学界以“赋题法”来说明边塞诗在南朝形成的原因,是没有了解南朝音乐文化对边塞诗思的直接影响。是音乐想象打破了时空和其他阻隔,培养了引发边塞诗情的土壤。“赋题法”只是音乐影响文学的一个并不准确也并不全面的“表征”。从军入北经历、南北文风融合等等都不是边塞诗繁荣的主要原因。清商乐是中国音乐史上以乐理特征命名的重要乐种。调式高是清商乐最为本质的属性。清商乐原为汉魏之际民间兴起的徒歌,后经西晋荀勖改制,与乐府机构的相和乐曲合并为“三调”。清商乐按照调性的高低分别以“平调”、“清调”、“瑟调”三种类型与西晋乐府相和乐曲相匹配,并有一部分匹配为“楚调”。清商乐曲中“高腔”的音乐特性及其高音旋律和急促节奏对听者的感染和对诗歌想象对边塞诗的生成有一定影响。而在瑟调、楚调中,这种音乐影响持续发展。其结果是导致《燕歌行》、《从军行》、《白马篇》等相和乐曲最终演化为边塞诗。“古意”是一个具有文学史发展演变意义的概念。“古意”的概念实际上受音乐的影响甚大,主要包括汉魏清商乐(歌辞)古意、魏晋宋相和三调(歌辞)古意、梁鼓角横吹曲(歌辞)古意和吴歌西曲(宫体诗)古意。梁鼓角横吹曲古意具有边塞诗的特征,唐代诗人借助“赋’古意’法”促进了已消亡的旧题乐府边塞诗持续生成。横吹曲古意和吴歌西曲古意结合的作品具有“闺怨体”边塞诗的特征。而唐代乐府中新生的音乐又使得“闺怨体”边塞诗得到了持续的乐府土壤,使得“闺怨体”边塞诗以声诗的形式继续生成。唐代的音乐环境,胡琴、琵琶等后入异域乐器与胡笳、胡角、羌笛等先入异域乐器一起继续影响着诗人的艺术想象,加之以琴曲写胡笳之声,又有新生大曲如《伊州》、《凉州》、《睦州》、《石州》、《水调》、《柘枝》等大曲的流行。这个过程中,边塞诗的音乐环境持续不断生成,促进了唐代新题乐府边塞诗的持续繁荣。诗人借助音乐想象,写成边塞诗,而这些边塞诗又大多进入声诗,继续影响诗人和听者,这便是唐代具有循环特点的“边塞诗——音乐”的生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