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和“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也越发深入,而“人脸识别”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应当注意到,“人脸识别”虽然具有高效、便捷、及时等优点,但基于其本身高度的信息化、集成化特征,加之信息采集的非接触性、隐秘性以及面部信息的敏感性,通过“人脸识别”收集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极易被泄露或滥用,现实中也已经出现了诸多案例。因此,“人脸识别”的应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缺乏法律引导和规制,该技术很容易引发民间纠纷、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国家安全。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生物识别信息明确界定为个人敏感信息,《民法典》也将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个人信息加以保护。而刑法作为保障法,应当与相关前置法律相衔接,对于公民生物识别信息也应当加以保护,尤其是“人脸识别”这种具有较大应用风险的技术。但基于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尚无法对侵犯公民面部信息的行为进行完整、有效的规制。对此,应当结合我国《刑法》现有规定和司法实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如美国《深度伪造责任法案》（DFAA）及各州立法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印度《2019个人数据保护法案》等,完善我国《刑法》对公民面部信息的保护。笔者认为,应当以滥用“人脸识别”可能造成的具体危险为基础,明确非法获取、滥用、出售面部识别信息犯罪的主体责任,将个人真实同意之有无作为罪与非罪的认定标准;对于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行为,应认定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与其下游犯罪数罪并罚。基于此,我国应当对相关《刑法》条文进行完善,以罪刑相适应、刑法的预防性以及刑法的谦益性为原则,调整侵犯面部信息犯罪的入罪标准,明确滥用“深度伪造”技术的罪数规定,强化网络平台的概念责任,以形成对“人脸识别”应用的刑法规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