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到产业结构大调整时期,经济发展方式开始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知识资本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凸显,知识资本投入与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近三十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知识资本投入产出效应的研究应该包括与知识活动有关的研发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资本和技术资本等各方面的研究。但现有绝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并没有从构成要素上对知识资本的技术进步效应进行细分,同时各国政府在创新政策的制定上更多的是把关注点放在加大R&D资源的投入上,忽视了对知识资本不同方面投入的优化配置。基于此,本文以不同方面的知识资本投入作为切入点,分析和比较了知识资本的不同方面投入对全球整体以及不同俱乐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还探讨了国际知识资本溢出以及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在对知识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资本”这一核心变量纳入到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对国际知识资本溢出和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发现：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率和稳态增长率取决于国内知识资本存量(各方面投入)、国外知识资本(各溢出渠道)、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以及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反映知识资本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全球130个经济体在1981-2010年间的知识资本及其四个方面的指数值。结果发现,在整个时期,全球整体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水平只体现在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方面,而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则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然后,本文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知识资本全球分布的俱乐部类数进行了划分,发现130个经济体依据知识资本各方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稳定的划分为三个俱乐部,分别为领导俱乐部、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其中,领导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且这种较高水平普遍体现在知识资本的四个方面上；追赶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水平只体现在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方面,而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则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边缘俱乐部的知识资本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且这种较低水平普遍体现在知识资本的四个方面上,不过边缘俱乐部在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方面还是具有国内比较优势的。在知识资本的产出方面,本文使用跨时跨国收入份额法测算了各经济体和各俱乐部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发现,在整个时期,全球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低的发展水平,但这种较低的发展水平只存在于在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而领导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具有较高发展水平的。在对知识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指标进行测度之后,本文接着从知识资本不同方面投入的角度来实证分析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检验理论模型推导结果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除研发资本对边缘俱乐部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负外,知识资本其余各方面投入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方面投入对不同俱乐部的促进效果存在差异性,其中研发资本和技术资本对领导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人力资本对追赶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而基础设施资本对边缘俱乐部的促进作用最大。在对国外知识资本溢出效应的检验上,进口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追赶俱乐部中最大；FDI渠道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为负,但这种负效应只存在于追赶俱乐部和边缘俱乐部中,而对领导俱乐部是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边缘俱乐部中最大。在对国内知识资本吸收能力的检验上,进口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都只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但不存在间接溢出效应；FDI渠道对全球整体和追赶俱乐部存在间接溢出效应,但不存在直接溢出效应,对边缘俱乐部只存在直接溢出效应,而不存在间接溢出效应,对领导俱乐部既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也存在间接溢出效应；技术差距渠道对全球整体以及各俱乐部既存在直接溢出效应也存在间接溢出效应。最后,论文从加大研发资本投入、注重人力资本积累、重视基础设施资本作用、发挥技术资本优势,充分利用国际知识资本溢出效应等角度提出了对中国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