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钱庄和票号是中国早期金融市场的主要载体，曾经分别承担了金融业的信用、货币兑换和汇兑的基本职能。而钱庄、票号、银行又并称为近代中国的三大金融势力，他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以及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内外经济联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庄(北方多称银号)产生于明末清初，发源地是上海，是由煤栈兼营钱币存放发展而来。康熙年间济南就有“银桌子”出现，嘉庆年间已达数十家，清末济南银号发展很快，光绪中叶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1912年之前，济南地区的商民资金往来，主要依靠私营银号。1912至1937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济南银号命运起伏不定，总体呈下滑趋势。到抗战爆发前，仅剩28家。济南银号总体来说规模较小，在当时全国同行业中基本处于下游地位。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开设的日升昌票号，是票号业始祖。光绪末年到辛亥革命前，票号业达到最盛，辛亥革命之后一蹶不振，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山东境内的票号主要是山西帮，道光年间济南的山西帮票号开始办理汇兑业务，但是据现有资料来看，无论官商汇款，在全国所占份额均较低。至清末，山东只有济南、烟台、周村、济宁4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设有票号分支机构。当铺是在民间借贷基础上形成的具有高利贷性质的资本机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主要经营物品抵押放款，有的还吸收存款。济南地区的当铺有官办、民办及外商当铺，因利润丰厚而业务兴盛。20世纪20年代，山东各地当铺或因滥发纸币损失巨大，或在兵祸中闭歇，或被军阀纵火焚烧，或因捐税叠出而停业，日商当铺趁机控制了济南市场。19世纪后半期，由于巨额赔款及军费开支等原因，清政府财政异常困难。为了改善入不敷出的困境，经过几番周折和多方筹备，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宣告成立，中国金融业跨入了一个新时代。晚清济南开始出现新式银行，1912年之后发展较快，1913到1936年间开设银行30余家，平均资本达百万余元，从资本构成来看有官办、官商合办、商办及外商银行。20世纪30年代，银行逐步取代了旧式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与工商业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对推动济南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晚清以来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济南的金融机构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有从银钱兑换业务发展而来的钱庄、银号，有最初专门从事汇兑业务的票号，还有过渡性质的官银号，以及外资银行和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它们兴起有先后，存在有长短，性质不同，规模各异，业务范围亦各自有所侧重，因而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相互竞争，满足社会上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金融需求。在各个历史时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