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当前人类文化的最集中之地,城市化则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显著趋势,而城市危机亦是当前人类生态、社会和心灵等危机的最集中体现。城市危机直接来自现代人长期以来对城市的错误认识,即城市是人类的造物,它不过是一个供人类任意而为的“生活机器”。城市危机的深层根源则是现代人对于“天、地、人、我”万物关系的狭隘理解,即“我”是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我”以外的一切万物都要任“我”颐指气使,殊不知正是自己的傲慢造成了自身的存在危机。本文站在生命文化的视角来认识城市和城市文化,提出“城市具有文化生命”的观点。从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而言,城市是人的生命同万物生命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命场,因此其组织结构和形成、演化具有与一般生命系统相似的复杂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的基本特征。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对“城市具有生命”的认识则是人类所本具的生命情怀和审美意境的体现,而城市文化是人性在城市之中的延伸,是人类对于自身和万物生命在城市之中存在关系和价值的一种系统解释。因此,城市生命的否泰兴衰,取决于人类如何理解自身与城市万物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市是一种文化生命。透过生命论城市观,不难发现其最大特色在于提供了一种城市共生哲学,包括“人与自然共生、宗教与科学共生、理性与感性共生、历史与未来共生、异质文化间的共生、人文与技术共生”等等。共生哲学涵盖了城市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将城市与生命紧紧联系了起来,人类只有在对人城共生的领悟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从“万有含生”和“万有生生”基础上引申而来的“万有共生”正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生命文化传统的信仰和真精神。这一信仰和精神的基础就是已经在华夏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由此发展而来的仁爱慈悯、阴阳共济、感通共生的生命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共生”不是迫于某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万物生生与共”的境界追求,这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拥有海纳百川胸襟的根本所在。由此,文章认为传统生命精神之于当代城市化中国的意义,不仅在于都市文脉的延续,同时也的确是基于时代要求的强烈回应,即在城市精神的塑造中洞彻人性的无明与本真,以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信仰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融汇万有,重建中国人之时代人格与时代精神。而中国城市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取决于城市文化能否积极响应“天、地、人、我”万物生命之和谐共生。深受东方哲学影响的日本建筑学家黑川纪章曾说：21世纪的城市将告别“机械原理”时代,进入“生命原理”时代。而“生命原理”时代城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科学与人文、传统与现代等之间由冲突走向共生。无独有偶,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城市主义”运动。“新城市主义”的主张与黑川纪章的城市生命和共生理论一脉相通,而他们主要思想的落脚点都最终落在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复兴上。当然,我们在中国的城市中探讨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不是为了响应某种时髦的概念,而是希望以一种对自己人民、全人类和这个美好星球上其它生命负责的态度去建设城市。在这样的探索中,我们发现本民族的传统思想精神中具备这种能力和潜力。这种具有强烈“共生的道德气质”的传统文化精神作为一个流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开放体系,是城市文化生命的源泉和动力。它已经在中国几千年的城市史上进行了大量实证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城市辉煌。只要我们自己不抛弃、不放弃,传统精神还将在现在和未来伴随中国的城市继续前行,既引导我们在“机械城”和“生命城”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亦帮助我们在不断前行的城市生命进程中重塑时代人格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