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生存状态”始终是林语堂文化观念的中心和落脚点,他提出以审美的眼光对生命本体以及经验性的“生活世界”进行观照,以幽默的人生观、实现真我的生命意识和闲适的生活理想来安放处于现代转型期焦灼的心灵,以期“精神和谐”,这也是他在中国近现代美学领域的特殊意义所在。本文以林语堂生活美学的历史建构过程为核心问题,试图重返历史现场,揭示其动态生成过程中的丰富细节。论文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绪论以“精神信仰”为观测点,对林语堂漫长的信仰探索进行梳理。“人文主义上帝”作为其精神支柱,让他始终保有对人生的坚执信仰,并不断扣问“人的灵性问题”,探寻理想生活,其“宇宙文章”便搭建在此基础之上——以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为旨归,用文化融合的视野对东西文化进行改造和摘取,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人类理想生活远景。第一章考察从1924-1970年林语堂幽默人生观发生的位移。二十年代幽默的提出乃是针对国民性改造而发,其重点落在“真实的人生态度”上;三十年代在愈发严峻的政治氛围和言论管控下,林语堂由社会批判转向自我园地的维护,其幽默心境不断向内收缩,宽容、同情等质素消解了幽默早期的政治批判性,带有消极抵抗意味,同时以“悲悯”、“超脱”实现对当下人生境遇的超越;在对西讲中的语境下,林语堂以东西文化融合的眼光和超越国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将幽默的作用提升到改变人类文化根基的高度来理解,渐至晚年,其幽默人生观愈发显现出他对人性中至善“神性”的不懈追求。第二章主要勾勒林语堂对“如何实现真我”这一问题的探寻过程。从完成形态来看,他对自我的要求呈现出向外挖掘和对内探索的特质。“向外”指的是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通过建立自己的园地来获取人格独立与心灵自由。“对内”则要求实现自我,追求个体精神世界的健康、博大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林语堂关于“人”的思考都有其需要面对和回应的问题:三十年代其性灵文学实践,以“表现自我”而确立自我,试图突出“革命”重围;《生活的艺术》中不遗余力地探讨“人类天性”问题,以抵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个体的异化和物化;五十年代末,以宗教的恢复来寻求自我精神世界的完善。第三章讨论闲适生活哲学的发生与演进。三十年代闲适格调是与林语堂力求恢复文学独立性、重塑现代“新人格”的文化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其理论重心始终落在如何建构一种有闲的文化氛围上;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林语堂的闲适哲学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针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负累,他以富有浪漫诗意的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作为救治良方,来修复西方现代人焦灼的心灵和碎片化的个人生活;渐至后期,他以超越时空的宏阔视域,将古今中外文化中探讨“生活”的优质因素加以提炼整合,夯实、丰富了生活美学的内涵,《奇岛》是其生活美学探索的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