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为保障重工业优先战略而推行的一套社会经济管理制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日益凸显。户籍制度需要改革，但是又难以改革，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运行中继续寻找出路的实践命题。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成为民众、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至今为止有关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专门、系统论述尚不多见。本文选取城市为研究地域，基于实践分析和理论总结两条思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利益视角，本文首先对地方户籍制度改革选择进行了理性分析，并简要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历程。梳理地方采取的主要改革举措，总结了地方改革的阶段性特征：1980年代中央主导、地方执行，1990年代地方探索、中央默认，1990年代末期以来中央指导、地方因地制宜推行。其次，考察了暂住证制度的建立背景，并分别以省、市为研究单位，借助于地方颁布的暂住人口管理法规规章，对暂住证制度在省区间和城市间的地理扩散模式进行了重点分析。再次，从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演进及其时空发展关系、改革内容与效果的地区差异、改革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三个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城镇户口商品化“改革”、人才居住证制度、社会关系落户政策的地方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本文从户籍制度改革价值取向、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来源、户籍制度改革的地理扩散模式及区域模仿学习三个方面总结了户籍制度改革地方实践的启示。本文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一、地方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选择及改革力度，主要考虑两点：是否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户籍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服务压力有多大。相应的改革实践往往呈现出过分注重发展和淡化民生的倾向。二、暂住证制度的地理扩散模式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由省向市等级扩散；时间维度上，呈现“S形曲线”特征，符合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空间维度上，邻近效应显著，然而影响范围局限于周边“同质”地域；区域模仿学习占据主导地位，创新性表现不明显。三、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发展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推动力，表现为地方实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和效果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基础最好、发展势头最快的东南沿海小城镇是最早实施改革的城镇，也是改革实施效果最好的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小城镇实施改革的时间最晚，且效果最差。四、城镇户口商品化“改革”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城镇户口为商品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中，获得户口的条件随行就“市”，户口参与市场交易的特征显著：非农业户口的“商品价值”与城市等级和城区位置呈正比关系，城市级别越高，城区位置越好，须支付的相应费用就越高。五、人才居住证制度在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其局限和不足也不容忽视。人才居住证制度的实质是以引进人才为目的的工具性政策，它仅赋予城市需要的外来人才部分“市民待遇”，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户籍制度改革目标；上海市人才居住证制度的实践表明，持证人实际享有的待遇与“市民待遇”存在不小的差距，缩小“市民待遇”差距是亟待重视的问题。六、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对民生户口问题的关注普遍不够。婴儿落户、投靠落户等落户政策的地方实践表明，大城市对社会关系落户政策设置了若干限制性条件。加大户籍制度改革中人性操作的力度，坚持发展目标与民生目标相结合，是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七、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应该定位于户籍身份平等和迁徙自由，两者缺一不可。应该尽量避免户籍制度改革基于现实功利立场，偏离价值取向的做法。八、地方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来源于引进资金和人才、促进经济发展，压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安排和当地群众的民生诉求等。地方改革实践表明，由动力驱动的地方改革往往过度发展，由压力推动的地方改革极易半途而废或流于形式。九、户籍制度改革的地理扩散过程，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不完全的邻近效应，即扩散过程中的邻近效应显著，但影响范围局限于周边“同质”地域，在空间上表现为扇形或带状扩散形式，却并没有呈现由近及远的连续波状扩展扩散形式。十、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地理扩散过程中，无论从地区政府采纳新政策的行为来看，还是从地区实施的新政策的内容上来看，区域模仿学习都占据主导地位，创新性表现不明显。如何提高地方政府进行制度再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克服所谓的“复制模式”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