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詩經》學發展、演進的重要時期,它上承漢唐,下啟明清,又以變古革新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方面,宋代學者突破了漢唐註疏的藩籬,開始注重研討《詩經》的文學性質,宣發情性,豐富了《詩經》的文學闡釋。另一方面,宋代理學的發展,開創了以理解《詩》的新篇章,形成了宋學特色的《詩經》學。此外,宋代學者疑《序》刪《詩》,批駁毛鄭,拓展了《詩經》學研究的視域,沾溉百代,啟迪後學。回顧以往的宋代《詩經》學研究,學界對於名家名著、熱點問題,研究深入而繁多,但有時亦令人感到有疊床架屋之嫌。譬如歐陽修、朱熹的《詩經》學研究論文都在百篇以上,同樣的問題、相似的結論一再宣說。而對於一些空白領域卻鮮有探索,許多碎片化的材料也沒有串聯,以至於很多重要的問題沒有釐清。譬如兩宋之際(北宋徽宗至南宋高宗),這一轉折過渡時期的《詩經》學,至今沒有人深入、全面梳理。有鑒於此,本論文對兩宋之際的《詩經》學展開研究,先搜羅1佚了近10萬字的兩宋之際的三位重要《詩經》名家的著作;後以文獻為本,全面研討了此階段的《詩》學,對於以往學界忽視的董逌、李樗、曹粹中、陳鵬飛等都有全面的討論。尤其是楊時《詩義辨疑》、曹粹中《放齋詩說》、陳鵬飛《詩解》的1佚完成,一改三家《詩》學無本可考的局面,更澄清了以往諸多疑問。本文除去緒論、結論、附錄以外,共有9章,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以專題研究為經,下編以專人專書研究為緯,在經緯交織中冀望可勾勒描繪出兩宋之際這近七十年的《詩經》學面目。具體而言:上編共討論了“兩宋之際的《詩經》學嬗變”、“兩宋之際《詩經》學的小學研究”、“兩宋之際《詩經》學與經筵”、“兩宋之際《詩經》學的文學闡釋”這幾個重要專題。此時期的《詩經》學嬗變主要在於兩點:一是王安石新學的終結,二是對漢唐註疏的依傍與回歸。王安石變法革新,其《三經新義》頒于官學,天下考生奉為圭臬,雖然新法后遭廢除,批駁新學者亦多,然王安石《詩經新義》影響波及了北宋中後期,即便到了南宋依然很多學者研習討論。兩宋之際的楊時是批評荊公新學最為激烈的名家學者,其著《三經義辨》專攻王氏《三經新義》。而南宋初的李樗對王安石經說較為客觀,雖然批評不少,但亦有讚揚與採納王說者。總體來看,兩宋之際是新學終結的時期,但也是部分經學家客觀看待王安石經解的時期,因為隨著時代的推移,新政變法已成過往,王氏《三經新義》和政治科舉已無多大關係,學者可以以經學本位去審視探討其學術中的短長。故雖諸家皆批評王氏為變法張目而曲解經文,但對王氏經說合理者亦多採信。眾所周知,北宋歐陽修、蘇轍掀起對於漢唐註疏的批駁,蘇轍更是疑序派的代表學者。其後宋代學者“擺落漢唐”,興起了疑經變古的巨瀾。現今學者提及宋代經學,幾乎無不標舉“疑經變古”四字。然而,本文經全盤觀照審視,對比各家經說,認為此時期的學者對於漢唐註疏依傍較多。各家經解不少是承習《毛詩註疏》的舊說,甚至多有節抄、化用註疏原文者。平心而言,北宋學者各逞才志、各自論說,突破漢唐藩籬,或如歐陽修者以詩心性情解《詩》,或如王安石者為變法張目而談經立論,百家爭鳴,極似戰國諸子之風氣。至南宋朱熹、呂祖謙等醇儒學者,宣揚義理圣化,聚徒講學,矻矻兀兀,皓首窮年,極似漢儒風氣。兩宋之際正是自戰國諸子之風到漢儒風的轉折過渡時期,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依傍漢唐舊注的特點,這是以往學界所忽視的。兩宋之際另一極為重要且有特色之處是此時學者對《詩經》小學的探索。最值得稱道的是吳棫對《詩經》古音的探索,開創了古音古韻研究的先河,在中國音韻學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鄭樵、李樗、曹粹中、董逌等眾多學者對《詩經》的名物訓詁、禮制度數皆有研究。此些都是北宋諸家所未涉及,而南宋繼武者亦鮮的。譬如《詩經》古音的探索,雖然朱熹頗為關注,但其卻誤解了吳棫的音學理論,而產生了廣受後代批評的叶音說。自吳棫之後,南宋再沒有出現能和他比肩的《詩》古音研究者。南宋後期漢學訓詁一派的《詩經》學者以王應麟為大成者,然而王氏對於三家詩異文的研究,仍有稍遜于兩宋之際董逌之處。以往由於董逌《廣川詩故》的亡佚,學界對這一問題缺乏清晰的認知。近年吳國武先生1佚了《廣川詩故》,虞萬里先生又發表了《董逌所记石经及其<鲁诗>异文》一文,才稍揭示了董氏《詩》學的重要價值。兩宋之際的經筵由於資料亡佚很多,諸多問題難以考證了。不過此時期仍有三種《詩經》經筵講義流傳下來,即劉一止《毛詩講義》、廖剛《毛詩講義》、張綱《毛詩講義》。此三種學界研究較少。對比來看劉一止的篇幅最短,廖剛、張綱涉及篇目較多,很能反映出當時經筵講《詩》的特點。關於此時期《詩經》文學闡釋的問題,本文主要從諸家學者對《詩經》藝術性質和藝術手法的探究、對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審美的影響展開討論。此時的學者在繼承歐陽修以情解《詩》的理論上,進一步注意探討《詩經》所包含的人情、詩韻,擺脫經學本位,真正還《詩》之為詩的本來面目。譬如《詩經》中一些閒情、勞動的歌謠,此時一些學者可坦言其無王道教化深意,而是一時詩人閒情的歌詠,此無疑是擺脫傳統毛詩學派的束縛,而能以文學體認詩情。自北宋起,學者開始標舉《詩經》作為百代詩歌之祖的權威地位,批評鑒賞、指導詩歌創作。兩宋之際正是這類詩歌藝術理論發展和凝結的時期,詩人、學者的研討和宣說,大大豐富了宋代的詩歌理論。本論文下編是專人專書的研究,一共五章,討論了楊時、董逌、陳鵬飛、曹粹中、李樗五位代表學者的《詩經》學。楊時的代表作是《詩義辨疑》,專為攻駁王安石之書而作。本文對此作了詳細的討論,還考證了楊時《三經辨疑》成書、流傳的相關問題,澄清了學界以往的一些誤解。董逌的《廣川詩故》是此時最具特色的一部作品,文獻價值巨大,可惜以往學者並未注意研究。董氏深諳訓詁考據之學,金石古籍頗富,其《廣川詩故》不但大量記錄三家《詩》的異文,還引用了許多今已亡佚的唐前古書,不少記載是南宋後期王應麟也未曾見到的。本文對董氏徵引古書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與辨證,力圖揭示此一在宋代《詩經》學史中獨樹一幟的學者的學術內涵。陳鵬飛《詩經》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其對《魯頌》諸篇思想藝術的批評,甚至提出了《魯頌》可廢的說法。曹粹中和李樗各自代表了地域性的《詩經》學研究。曹粹中是四明人,在兩宋甬上《詩》學傳承中具有重要地位。李樗是閩人,和林之奇開創了三山學派,其《毛詩詳解》則反映了南宋前期三山學派的經學特色。總之,兩宋之際的《詩經》學有繼承、有新變,不僅在宋代《詩經》學史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在整個中國古代經學史中亦有特殊的價值。本文力圖通過文獻的1考、闡釋,全面深入的探究此時《詩經》學的面貌特質,彰顯其在中國經學史中久被忽視而又亟需重視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