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诈骗犯罪广受关注,而交易诈骗也开始类型化地出现。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蚂蚁集团、腾讯等官方机构和网络平台自2016年起陆续且规律地制作并发布关于诈骗犯罪的研究报告,交易诈骗在腾讯2019年的报告中赫然列于十大诈骗类型之首,但我国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对该类诈骗犯罪却没有给予重视。我国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对诈骗犯罪的探索主要都集中在构成要件认定标准的判断与论证上,且均以限缩认定为主流,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交易诈骗的特殊性与类型性等问题较少提及,这使得交易诈骗的日益频繁与刑法认定的克制保守对比鲜明。刑法应该具有谦抑性,然而在交易场合下其还有一个任务是要遏制失信、欺诈现象的蔓延,保障诚信体系建设,谨防诚实信用原则在诈骗罪的认定中被架空。于是,如何不囿于司法实践和理论的现状,恰当认定该类犯罪,以实现保护财产权益与交易环境的平衡是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先从理论上对交易欺诈型诈骗罪的内涵、特征进行了界定,明确了该罪特征在于具有交易形态,行为人在交易过程中完成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对待给付,但却没有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导致交易目的难以达到。而后,自官方的案件公开窗口北大法宝、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处搜寻了一些涉及交易欺诈型诈骗犯罪的案件材料与信息,从中摘选出了几个典型案例展现司法机关现行的针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机制,并在这样的机制与案例中发现该罪司法认定过程中存在罪与非罪标准模糊、类罪特殊性未被关注等问题。第二个部分则是分析理论中对交易欺诈型诈骗罪的认定,就“诈骗行为”“非法占有目的”“财产损失”这三个构成要件进行对比分析,梳理出交易欺诈型诈骗罪以上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内容和学说争议,肯定了重要事项说、基础信息操纵理论、目的失败理论等学说在交易欺诈型诈骗罪认定中的价值。最后,则结合了第一部分的典型案例对如何认定交易欺诈型诈骗罪提出了具体建议和认定思路。总的来说,交易欺诈型诈骗罪应以诚信体系建设为依托,适当地扩张该类诈骗罪的处罚范围,其具体认定思路可以是:在交易场合中,行为人突破诚实信用原则,以排除、利用他人财产和破坏诚信的非法占有目的,实施诈骗行为对未来的事实、心理事实、价值事实以及规则事实进行虚构和隐瞒,或者对交易的重要事项和基础信息进行操纵;受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状态,欲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与之达成交易并处分财产给行为人或者第三人;相对地,行为人也向受害人完成了部分或者全部的对待给付,但受害人交易目的难以达到,其遭受了财产损失并达到了一定数额,至此,行为人成立交易欺诈型诈骗罪。